我的这种转变就好比，写书法，原来用的是特别细的笔，当我要写另一种字体，就必须换一支粗笔，换笔的过程特别痛苦。所以，写作上的这种转变就特别困难，但又必须完成这个转变，不然以后很多东西都写不了。
长篇小说《誓鸟》在2006年问世的时候，张悦然已经写出了三部长篇，多部中短篇。那时，“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奖项的肯定，评论界的认可和众多读者的支持，令她被视为文学前途一片光明的80后作家代表人物。此后，同时代的作家要么一部接一部地出书，不断扩大市场号召力，要么拥抱资本、涉足影视领域。与之相比，张悦然似乎安静了下来。
2016年初，随着长篇小说《茧》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张悦然的微博、豆瓣小站上一下子热闹起来，读者们纷纷留言表达对这部新作的期待，对她目前写作状态的关注。“我会看这些留言，看到一直有读者在等待，就觉得很感动。”完成了《茧》的进一步修改、确定单行本封面方案后，只待新书出版的张悦然看上去笃定而释然。当初让写作的脚步慢下来，自有她的道理，“其实我这些年也没闲着啊。”她对本报记者说，写短篇，编杂志书《鲤》，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当老师，阅读和旅行，这些与文学的关系或远或近，都是一种积累。她坦言迟迟没有写长篇是遇到了困难，“说是十年磨一剑实在没意思”。
从爸爸的一段童年记忆里，张悦然获得能够带给她写作冲动的素材，斟酌出适合这个题材的叙事方式。她在《茧》中设置了李佳栖和程恭这两位80后人物作为叙事主体，通过他们的回忆、讲述，逐渐拼贴、还原出跨越半世纪时光的李、程两家三代人的恩怨，用两条叙事线索推动情节发展。对于历经文革、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市场经济热潮等时代背景的人物精神脉络、情感走向的把握，特别是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呈现、世情冷暖的幽微刻画，都意味着她以这部新作实现了某种蜕变。历经这些年的反思、积淀、打磨，当作品中的人物还在命运之茧中迷惘，张悦然已从《茧》的构思和写作中对自己的文学之路有了抽丝剥茧般的清醒。
读书报：从上一个长篇《誓鸟》到新作《茧》，相隔十年，是什么原因让你写作的脚步慢了下来？
张悦然：写作上，确实是经历了比较困难的时期，写得不顺利。之前我的青春文学写作有点像类型文学，风格虽然强烈，但会束缚发展，还是得从那种风格里面出来。我的这个选择当时令一些出版商失望，他们可能想把我培养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大的IP（知识产权，延伸意义是由此生发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但是，我的发展方向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市场并不缺少巨大的IP啊。每个人心里的文学标准不一样，我要真地往那条路上走可能会失败。
读书报：具体到《茧》，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写了多久？
张悦然：写了大概五六年。构思长篇的时候，我喜欢先想个命题，然后带着命题生活、带着命题上路的感觉，之后文本也会不断变化。这种写作状态的坏处是过程比较慢，好处是这是个挺好的自我训练。《茧》成书是这个字数，但还有很多文字没有放在书里。以前我写过三个长篇小说，但我的写作并不职业化，我是通过《茧》的写作完成到职业作家的转变过程。
读书报：你之前的写作，不管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如何，都更像是在写自己。《茧》的写作虽然有很多你的童年经历为素材，但确实在努力记录时代变迁。
张悦然：《茧》里面是有很多我的个人经验，很多我童年的细节。不过整部小说完全站在虚构的立场上，这接近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写作状态。一开始动笔的时候，觉得这个故事离我特别远，和我没有任何交集。写着写着发现，越来越多和我有关的细节被写进去了。
读书报：和你前面的长篇相比，《茧》的文字风格要趋于平实，很多对人物的刻画，世态炎凉的细节描写。那种人情世故的细微玄妙很难写好，你是怎么做到的？
张悦然：这对我来说特别难。写青春文学时的那种状态还是挺虚的，原来的写作，个人风格强烈，但过于抒情化，写着写着就跳到抒情模式里，有些题材那种风格是没有办法去写的。所以，我的这种转变就好比，写书法，原来用的是特别细的笔，当我要写另一种字体，就必须换一支粗笔，换笔的过程特别痛苦。所以，写作上的这种转变就特别困难，但又必须完成这个转变，不然以后很多东西都写不了。
读书报：联想到书中人物的命运，《茧》这个书名还是很有深意的，这个名字是一开始就定下的吗？
张悦然：以“茧”做书名是写到一小部分后定的，当时我就明确地想要这个书名。但写完之后，很多人建议我改名字。有人觉得这个书名特别抽象，有些拒绝读者。可是为什么要取那么长的书名？长的书名里难道不是有一种对读者的邀请吗？像是一种表演和撒娇。
说起来，我的小说名字总是和动植物有关，加起来简直就是一个花鸟鱼虫市场。葵花（《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樱桃之远》）、鲤鱼（《水仙已乘鲤鱼去》）、鸟（《誓鸟》），现在又是《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总是喜欢从一个意象出发，小说会围绕着这个意象建立。《茧》也是这样，它在中间，被文字包裹着。
读书报：书中写到，文革时，讲述者一方程恭的爷爷头上被钉了一根钉子，讲述者另一方李佳栖的爷爷有行凶嫌疑。可以说这根钉子引发的事件造成了两家三代人之间的恩怨，这个事件有原型吗？
张悦然：确实如此，甚至有的人替我想书名都是围绕钉子去想的。这个故事来源于我爸爸的记忆，事情就发生在我爸爸居住的医院大院，是他十几岁时发生的。1977年，我爸爸上了大学，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个短篇（篇名就叫《钉子》），寄给了《上海文学》杂志。很快他收到了被采用的来信，高兴得还和他的女友（也就是我妈妈）庆祝了一番。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对方来信告诉他，小说的基调太灰，没法采用。爸爸肯定感觉很沮丧，后来又写了好几篇小说，据他说调子也还是灰，也没发表过。再后来他毕业留校，之后我出生了，爸爸就再也没有写小说，《钉子》是他写的第一篇小说，我想，那肯定是童年里对他触动最大的事情。他后来给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讲得特别简要，没什么细节。好像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给我讲过这个钉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老早地进入我的记忆里了。
读书报：后来，为了这个故事的细节更丰富、更真实，你还做了哪些准备？
张悦然：我回去做了一些调查。那是我奶奶工作的医院，我爸爸和我姑姑都在那里长大，姑姑后来也成为医生。我通过姑姑找到医院的人，那个人给了我一份“档案”，是从档案上抄下来的一张纸，纸上记录了那个被迫害的植物人的一生。哪一年参军，哪一年转到医院，哪一年变成植物人，在医院里住了多少年，什么时候死的……我还了解到一点那页纸之外的内容，那个植物人的女儿被安排在医院工作，有点像《茧》中程恭姑姑的形象。我其实可以见到她，甚至去采访她，做更多工作，但我没去做。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作家在对真相的调查中，最终都迷失在真相里。我们总是觉得，真实的事情特别有力量，天然地存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只要把真实还原出来，逻辑就是成立的，读者一定会接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可能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对真实的调查到什么时候结束？哪些是留给读者去想象的，才更重要。所以我就只有这一张纸的“档案”。
至于《茧》中写到的第三代，李佳栖和程恭，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原型，他们是怎样的存在？我完全不知道。把现实作为故事的开端，后面的虚构应该让它充分地和作者产生感情，然后由作者生发出来的。我觉得小说写作应该是这样的过程，而不是把现实硬装进来。
读书报：整部作品由李佳栖和程恭二人的讲述构成，他们的视角、讲述的事件乃至故事发生的时间既有别，也有交叉和重叠，如何确定这样的叙事结构？
张悦然：确定叙事方式非常重要。如果选择了一个主题，叙事方式就决定你怎样去剪裁这个主题。开始写的时候，觉得很难找到叙述角度进入这个离我特别远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复杂，我不知道该用谁的视角和口吻来讲。也考虑过像福克纳那种很多个声部的写法，这样写的难度在于我要进入我父辈讲话的腔调，好处是随时可以把这个故事补得更清楚。
大概是2011年，我回济南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个家属院过年。我在楼下看到很多小时候见过的人。那个卖报纸的还在那儿卖报纸，水果摊上帮着爸爸卖水果的少女已经变成一个中年女人，那一刻我觉得很恐怖，他们竟然还在那儿。有种感觉，好像是我把他们给抛弃了。所以我意识到一个问题，童年的那个世界没有闭合，我还是在那个世界里面转。童年的世界好像就是平行世界，一直跟着我。这给我一个启发，我想要回到更远的时空，先要回到童年现场。所以我就返回了1993年这个时间点，我确定两个人分别讲述的叙事方式，跟我回到童年现场有关。那建立了一种重逢模式，从来没有离开的程恭和远走的李佳栖之间就是一个“我”和另一个“我”的关系，是两个“我”的重逢，一起去观望过往。建立这种叙事方式后，我会觉得这里“我们”的声音，一个是受害者的后代，一个是“凶手”的后代，他们一起看这个事件，会有一种和解的意味。
读书报：恕我直言，从读者角度，我还是觉得李佳栖那条线要写得更饱满、充沛，你认同我这样的感觉吗？
张悦然：可能因为李佳栖的生活更像我以前的方式，她对父亲的感情啊什么的，都是我熟悉的，所以写起来更顺手，特别自由，能放很多情感进去。程恭这条线，我必须得特别压着去写，这个角色比李佳栖要复杂和痛苦。也有人会觉得李佳栖不太真实，她缺少自己生活的部分，对父亲有追寻，却缺少自己生活的空间。程恭是在自己的生活轨道上，零零碎碎地经历一些事情，有很多的情绪变化。
读书报：你的作品故事性很强，读者群也比较固定，怎么很少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张悦然：《水仙已乘鲤鱼去》会改编成电影，我也会参与剧本的筹备。其实，我的作品的价值观大多不是很积极，而且我的作品里也有很多禁忌。很早就有人跟我谈过《十爱》里那些短篇的改编，也没结果，主要是价值观和基调的问题。现在是治愈、积极的写作基调泛滥的时代，跟我们当年青春文学热潮的基调不一样，那时还是有些撕裂和尖锐的东西。现在好像读者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读书报：到了你现在的年纪和状态，又刚刚完成这部长篇，写作是不是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了？
张悦然：是到另一个阶段了。坦率地说，也会有焦虑，是作为职业作家的一种焦虑。写作这条路特别长，虽然我做不到村上春树那种苦行僧般的写作，但也必须更多地去学习和努力。我觉得，女作家天然的短板是更多地靠一些感受去写，自己像容器，各种各样的东西进来，她盛住这些东西。现在我是要强迫自己去学习，因为这个容器的新陈代谢在变慢。我没法预估自己的文学生命有多长，延续文学生命，重要的还是要不断学习，阅读。
读书报：在大学里教课，面对讲台下的学生，和你面对电脑或稿纸写作反差很大吧？
张悦然：这个学期还好，下个学期我会有一门对本科生的公开课，需要比较多的备课工作。我一开始到人大的时候，还是有压力的。每次上课前都会在咖啡馆里，一边匆匆忙忙吃东西一边做PPT，感觉当老师的状态比当学生还手忙脚乱，有一种考试之前的感觉。渐渐地，我越来越适应这个角色了，这也是让自己多建立一些能够和外界交流和通气的窗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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