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代人》；汤一介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
汤用彤先生、汤一介先生父子两代人均为现当代学界的巨擘，桃李遍天下，这样的现象在学界并不多见。传奇的形成自有偶然的原因，但其背后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今年年初出版的汤一介先生遗著《我们三代人》颇能透露其中些许细节。
1956年汤一介先生调回北大，是其人生的重要转折，据传起因是汤用彤先生将汤一介先生选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北京市委党校已退休的杨芹教授回忆道：“1956年夏天，其父亲汤用彤病后的身体有所好转，终于可以开始做些研究工作了。周恩来总理去北大座谈时，对他父亲说，你的学问可不能带走，你要把你的学问传给能够传承你的学问的人。他父亲好久不吭声，周总理又强调说，我建议你赶快培养你的接班人。汤老先生考虑了好久对总理说，我认为我的儿子做我的接班人最合适。周总理就马上问，你儿子在哪里呢？汤老先生说，他在北京市委党校。周总理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协调调动事宜。”（《党校人物之汤一介》，载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编印《北京干部教育》2016年6月15日第4版）我们不好妄测汤用彤先生在回答周总理问题时的“好久不吭声”和“考虑了好久”的原因，但不难看出，汤用彤先生对既是学生又是儿子的汤一介先生寄予了厚望。汤一介先生在做汤用彤先生助手的时候，协助搜集材料，帮助编辑《魏晋玄学论稿》。在汤用彤先生去世之后更制定了详尽的遗稿整理计划，后因故未成行；改革开放后又先后整理出版了《汤用彤论著集》、《汤用彤全集》等；晚年又带领学生们整理更全的《汤用彤全集新编》。就具体学术研究而言，汤一介先生曾在汤用彤先生的指导下写作了有关寇谦之的论文。改革开放后汤一介先生学术研究的初期格局也基本继承了汤用彤先生，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汤一介先生出版的两部主要专著就是围绕魏晋玄学与南北朝道教的。汤一介先生学问的“中西印”、“儒释道”、“文史哲”三维架构也是继承汤用彤先生的。
然而汤一介先生的遗著《我们三代人》却颇能让我们领会到很多具体学术研究之外的影响细节。此书书题“三代人”，内容上由有关的“随笔”组成，看似不系统，实则有中心，三代人之间的代际影响贯穿其间。汤一介先生受到祖父汤霖的影响主要从其父亲那里间接接受，所以本文主要讨论汤用彤先生对汤一介先生的影响。笔者于此拈出四点，供大家参考。
首先，心系家国。汤一介先生出生前十三年祖父汤霖就去世了，父亲汤用彤先生与汤一介先生谈论其祖父的情况并不多。不过汤霖先生遗留下的两样东西对后代影响很大，一个是喜欢吟诵《哀江南》与《哀江南赋》的家庭传统，另一个则是其亲笔撰述的《讌游图自序》短文。汤一介先生从《哀江南》与《哀江南赋》中领悟到“丧国之痛”与“家风”。《我们三代人》一书中，汤一介先生感伤“家风”不能在后代身上延续，浓重的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几代人吟诵《哀江南》寄托着此种情怀，祖父汤霖《讌游图自序》表达了此种情怀，汤用彤先生留美五年归来怀抱此种情怀，汤用彤先生负有的“内疚感”出于此种情怀，两代人在特殊年代的默默忍受也依靠此种情怀中蕴含的巨大能量。百年来家国风云跌宕，历经坎坷，知识分子与国家、民族骨肉相连，命运相系，他们耗尽自己的全部才智与力量都是源于这样一股情怀。
其次，勇于担当。“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八字是祖父汤霖《讌游图自序》中的名句，汤一介先生奉其为汤氏家训。在汤一介先生看来，父亲汤用彤是谨遵此家训的，而他自己显然亦是以此律己的。汤用彤先生抗战伊始出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建立了中国学者研究佛教史的新典范，结束了之前仰日人鼻息的研究历史；不喜杂务，但为北大复校尽心竭力；受胡适托付，掌管北大，勇当其责，努力延续北大传统，未去南京；被任命为北大分管基建的副校长，亦任劳任怨，常漫步于工地。汤一介先生则主持中国文化书院，为改革开放后国学的再兴日夜操劳；怀抱青年的理想，期望成为一代哲学家，提出了众多富有意义的理论思想；晚年又拖着羸弱病躯，主持浩大的《儒藏》工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再次，学风严谨。祖父汤霖喜“汉易”，“对中外学术治术的源流变迁兴失”特别留意（147页），送儿子们上新式学堂。在《讌游图自序》特别感叹自己“学不足以成名”，期望儿子辈能够在“学问”上下功夫。汤用彤先生留美学习了西方研究哲学与宗教的现代学术方法，并结合中国传统的学问精神与研究方法，建立并提倡了新型的学术研究方法。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特别主张学术研究要寓“同情之默应”于“心性之体会”当中。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评近人之文化研究》提出“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讨论”的主张，批评了当时几种不良学风，特别强调“学必探源”。（39页、41页）汤一介先生指出，汤用彤先生批评当年某些学者“浅”与“隘”的缺点，也是当今学风不正的表现。“浅”就是只看表面现象，不分析其源流。“隘”就是知识狭隘，立论以偏概全。有些学者“只是知道某一学科的皮毛，就创造体系，以为他的那套所谓‘理论’可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39页）汤一介先生说：“我常常接到一些年轻人的来信，并附上他们的厚厚的‘作品’，什么《四维时空论》、《揭开宇宙之奥秘》等等，我真不知应如何给他们回信，来评价他的独创的‘学说’。”（46页）应当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汤一介先生虽然一直孜孜于哲学理论的创新与哲学问题的提出，但从不自认为是哲学家，往往自谦自己的思想很零散、没有什么体系。汤一介先生专门写了父亲对自己的唯一一次责骂的起因说明了父亲汤用彤先生严谨的学风。汤一介先生内心中也非常羡慕上一代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建立的深厚友谊，《我们三代人》中花了较大的篇幅梳理了汤用彤先生与胡适先生、吴宓先生、熊十力先生、钱穆先生、傅斯年先生等的交往。汤一介先生期望自己能有父辈们的成就但又往往自叹自伤，寄希望于下一代但又往往忧心忡忡。（96页）
最后，思想自由。汤一介先生感叹自己一代人在国学与西学方面都远远不及上一代学者，认为造成这样的状况“主要是由客观条件所造成，但大概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够吧！”（96页）汤一介先生显然是深受时代影响的一代，常常感叹自己最好的三十年时间白白地浪费掉了，从而格外加倍的努力，在《我们三代人》中书写了“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的经过，感伤自责自己的错误。（279页）《我们三代人》中，汤一介先生专门有四篇文章讨论到汤用彤先生在特殊时期的表现。用政治运动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使得本来一流的学者也没能再取得可观的成就。不难看出，自由思想对于学术研究是多么重要。汤一介先生区别“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强调学术研究不能有“指导思想”。对自由思想的渴望，汤一介先生不仅从已经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的父亲身上看到种种教训，同时更切之身心地经历到这一点，常常警惕自己，反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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