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教授新版《明成祖史论》一书2023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近日读完，收获颇多。
毛教授在40多年前师从明史研究大家尚钺、韦庆远、韩大成等，开始研究明成祖朱棣。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一篇题为《永乐皇帝断论》的文章引起海内外明史研究专家的关注，经台湾学术出版人李纪祥力推，1994年，《明成祖史论》一书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
历经30余年之沉淀与累积，毛教授再版之书又给读者呈现了朱棣的哪些新鲜史料，又有怎样新的解读？朱棣如何影响了明朝的发展？在中国大历史中朱棣的成就是什么？如何辨析明成祖的复杂与非议？还留有什么未解的谜团和疑问？
史学研究主要依靠史实、史料、史观，而大手笔的历史研究必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情，以及安内攘外诸种关系等因素之中。
《明成祖史论》一书，以“靖难篇”“施政篇”“边政篇”和“远略篇”四个维度，共17章，阐释了明成祖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决策，考察其在内政、民族政策、对外交往等方面的施政理念、方针、策略及具体作为，考辨史书记载，探察历史中的层层谜团，揭示了这位帝王复杂的历史面向，可谓内史、外史、杂史、野史兼考，明史前与后广览，功与过共辩，对明成祖朱棣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有贡献的皇帝，做出客观、独立和理性的判断与评价。
毛教授用大量史料告诉读者，明成祖朱棣是明朝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被后人称作“永乐大帝”。《永乐大典》便诞生于他主政期间，此项皇家工程保存了大批古代文献；他撰著了《圣学心法》四卷本，昭示了儒家学说对明朝政权的影响；他差遣陈诚数访西域，史称“西域之使岁岁不绝”，展现了朱棣“允协万邦之和，四海一家”的博大胸怀。在其治下，郑和七下西洋倡导的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至今为人所称颂。
然而，这一切彪炳史册的功绩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谜团？比如，《永乐大典》究竟是源自文典、文脉相承的初衷，还是出于“断其读书的种子”的阴谋？纂修《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皇帝钦点的“写作班子成员”，在多大程度上能脱离皇帝的旨意和意志？《圣学心法》四卷本，果真是朱棣日理万机中的笔耕不辍，还是由人捉刀代笔？朱棣称“养士择贤，听谏纳言”，又是如何使著名文士方孝孺遭到一场杀戮十族的惨祸？
毛教授旁征博引，纵横捭阖，难得的是独立、客观、理性，不照本宣科，不忽视杂史，不掩盖事实。对于上述问题作出大胆探索和缜密求证。笔者以为，历史，特别是正史，大多由封建帝王豢养之士捉刀代笔，殉道于皇帝与王权的意志。后人考证、用料亦不得不踩着前人的脚印，甚至越“权威”，其失真的可能性越大，只能各自见仁见智。所以，当前学界把越来越多的考古学、人类学和地方志的考证结果引入到史学研究中来。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过程中整个国家没有任何进步。”对此之论，中国学者表达了不悦。但笔者个人理解，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我们在历史研究中的惯性与惯态，也说明了中国史学研究在方法上的某种缺陷。从学术逻辑上说，黑格尔思想方法影响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相信其具有合理性与史学考证的独特性。
胡适在与詹姆士讨论实在论哲学时，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据说是梁漱溟早年间在批判胡适时浓缩了这句话，后被人们广泛应用。“被演绎的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存在的，在史学研究中如何规避这个现象倒是一个真问题。
当今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在谈及史学研究意义时指出：“今天我们正在转移点上，蜕变已经开始，有两种蜕变法。蛇的蜕变是把旧的壳丢掉，变得更大更新，躯壳丢掉，蛇还是蛇，这是一种蜕变……毛毛虫变蝴蝶，但蝴蝶怎么出现，蝴蝶应当具有什么东西，我们大多数学术界人士往往不去管它。”这段话点出了史学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史学如何推动历史的进步与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著（注）史者的主观性影响历史的走向，也容易误导后来人。所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既要自信，也应避免自满；既不可虚无，也不能夸大与独尊。对于史学界来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尤其不能偏废。
每个人都身处于历史之中，既是历史的品鉴者、见证者，也是创造者。面对壮阔的历史长河，我们所做的只能是永远保持对历史演进的逻辑进行再思考、再辨析的能力。《明成祖史论》这本书给了我们很多阅读视角与方法的启示。（马惠娣）
分享到：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