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的“附近”出发，走向历史深处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项飙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如果说人类学家项飙关于“附近”的论述和提倡，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眼界（他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即是对此观点的集中展示），那么，郑亚的《海上华痕——一个人的博物叙事》、乔争月的《阅读南京西路》和王唯铭的《蝶变上海：跌宕百年的海派叙事》，则是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呈现了了解“附近”的可能性，以及“附近”的无限延展性。

关注“自己的附近”

一位热爱植物的朋友曾经问我：你知道上海有多少种植物吗？哪些属于乡土植物，哪些又是外来的？我一时茫然。彼时我们正从福州路往上海博物馆走，他一路指点，不长的路程中竟然数出了十多种植物，并一一讲述它们的渊源与特性。我大受震撼，同时为自己对周遭事物的无知而感到愧疚。我也想起多年前去浙江衢州采访簾师程宵春的经历。“打纸簾”是宣纸制作的重要环节，出身簾师世家的程宵春当然深通此道，真正令我惊讶的，是他对本乡本土的熟稔：举凡鸟树鱼虫，无不如数家珍，堪称一位博物学家。而且并非程宵春如此，他的乡亲皆如此。和他们比，我纯属孤陋寡闻。

我的困惑在于，程宵春安居的乡土拥有丰富的自然景物和农耕景观，人们浸淫其间，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关于周遭的知识体系；而我生活于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似乎缺乏这样的条件。但那位植物迷朋友给了我启迪——街道两旁的香樟、悬铃木，小区里的黄鼠狼、刺猬，还有野趣盎然的远郊，其实只要用心身边，我也能收获大量乡土知识。

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人类学家项飙的观点进一步拓宽了我的视野。在和非虚构作家吴琦的对谈中，项飙反复提及要观察“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努力用“自己的语言”把它叙述清楚（见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项飙的代表作《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上世纪80年代，一群以浙江温州人为主体的商贩聚居到北京南苑地区，形成了“浙江村”。当时还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的项飙，利用同乡之便浸泡六年，以琐碎的方式记录浙江村日常，逐渐勾勒出这个小世界的各个面相。值得注意的是，《跨越边界的社区》语言平实，很少学术术语，贯彻了项飙“把事情说清楚”的原则。

近两年，项飙把带有学术色彩的“小世界”一词置换成通俗易懂的“附近”，表述也越来越直观。他鼓励每个人注意观察附近的人、事、物，探究它们的历史渊源、相互关联和运行逻辑，建立起有关于“附近”的知识。借助这些知识，人就能够搭建自身和周遭事物的稳定关系。

我认为这一点之于城市人无比重要。像上海这种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的超大型都市，哪怕你生于斯长于斯，都难以在如此巨大的尺度上建立起认同感。因为大尺度空泛、不亲近，而人对某地的认同感，往往是以自身所活动的物理空间（即附近）为圆点向外扩散的。没有对“附近”的认知和体会，人就很容易被打散成原子状态，成为飘荡于数字平台的无根游民。

从这个角度讲，了解“附近”既是建立城市认同感的起点，也是树立生活信念，追寻我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的起点。“附近”的意义由此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