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的学问精神及体系问题

真正的批评，并不是易为的，一切的批评都不免主观，而因此也就都是危险的，但我们希望它公允。换言之，我们希望批评者具有章学诚大提特提的“公心”，而不要“似公而实逞于私”，去吹毛索瘢。

读王水照先生近著《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书中提及，钱锺书的学问是没有“体系”的，这是有的学人批评钱锺书的一个大责难，因为没有体系，缺乏思想，钱锺书的学问只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所以钱锺书的学问价值，也便大打了折扣（是书3-4页）。其实，有没有“体系”是一事，没有“体系”而便一定是资料罗列、知识堆积的，因此而就折损价值，这又是一事。前一事，实在是一个大问题，它牵涉方面太多，我暂且搁下不论，后一事则不妨试为厘清。

对中国现代学术有大贡献、被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正确地拟配作“及时雨宋江”的胡适在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批评章太炎的《国故论衡》说：“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作‘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馀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胡适此处所持的推赞章太炎的批评标准，也就是前面所提的那个贬损钱锺书的批评标准，二者精神是一致的。他们都责怪没有精心结构的著作，也就是不满意于无体系的学问。其实，胡适的这种对于中国传统著作的不满，已见于晚清。晚清没什么大学问的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四日已云：“我国人自古著书多无条理，往往零杂续成，无有首尾一线到底者。试观释家之书，及西人书，则节目条贯，无丝毫紊杂为可贵也。粹卿云：中国书惟《周易》及《春秋》二部，颇与他书迥别。”以及有大学问的文廷式，在《罗霄山人醉语》中之所云：“中国言理之书，皆不分章法、不按次序，故外人译之者，或以为不及彼国之书。惟小学则《说文》一部，自始至终，具有次第，六经未备之理，观于古圣造字，咸已洞彻无疑。……天之未丧斯文，于此可预卜也。”你看，这一点似乎是胡适的批评的创见，在稍一接触西学的人那里，就立刻已经被发露了。这也表明，这一种与西学对比而以西学为标准的批评，并不是什么深刻意见。假设我们更进一步，请胡适把著了《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的作者，推尊到没写什么“精心结构”的孔子、孟子之上，并依照这个标准，来著我国的学术思想史，是否能得他的同意？或者，是否可以把著了《论衡》而见“精心结构”的王充，号为一大师，来代表东汉的学术史，而压倒注群经的郑玄？又把著了《文史通义》的章学诚，推为唯一大师，来代表乾嘉一代的学问，而抹去戴震、钱大昕和段玉裁等？又或者把著了《续史通》的宋慈抱、著了《史微》的张孟劬，推尊到王国维、陈垣及胡适本人之上？我想他一定是要反对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论及马克思，说：“他是大体系缔造者当中最后一人，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是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这也许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误解，因为恩格斯对于黑格尔的大体系，也并不以为然。只有我国初接触西学的学者，才对于我们素缺的“体系”，有一种自惭的惊赞。就像乍睹西餐的刀叉的人，一定会惊于它的铺排之“体系”，而立刻自嫌我国筷子的简陋，而殊不知，我国的两根筷子，真有似于两仪，以简驭繁，而自能胜任吃饭而愉快的。没有精心结构的著作，只要真于学问有得，又何足为病？

不必提，钱锺书在《读〈拉奥孔〉》中早说：“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吧。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见多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楼塌了”的钱锺书，对于建构大体系，必然提不起兴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在今日的一般学者，也都可以去“精心结构”，“大构特构”，而谓此在钱锺书，即为“挟太山以超北海”之“不能”，是不值一驳的。钱锺书的著述体式，另有他的考虑。《中文笔记》第一册第187页提到世人评吴文英词说“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他在眉批中曾对此加以翻案，他引《酉阳杂俎》说“月乃七宝合成”，一片光明皎洁，要拆，根本无下手处，那才是最好的。我认为，此案还可以再翻进一层。钱锺书“博观而约取”，在读书中所摘的古人之语，无不为取其精粹，而读来非常精彩，极富于意味，而可目为“碎金”、“鸿宝”的。他大概就是要用这些“七宝”，勾连穿贯，来造成他的著作。他的钱氏一家著述的“七宝楼台”，自非是供人拆取的，但即使被他人拆碎，它也仍还是“七宝”。他是要用此来抵挡时间之流，不使他时的“楼台垮塌”，只剩得一地的破砖瓦。我想这是他平生著述的一个蕲向。

我想也正是为此，他才在博览古今中外的大经典之际，下了那样的古今中外都罕见的大功夫。钱锺书读书之用功，是众所周知的，在他年轻时，他的友人冒效鲁就对其苦读，半是佩服，半是讥嘲：“默存历年日记，高可隐人，所读中西典籍，无不分条札记，字如蝇头，使越缦复生，当有后生之畏。”（见《默存近来颇勤著述汲汲焉有志不朽褒贬前贤自矜悬解戏作此诗调之》）但那都是一些记述。到他的笔记出来了，那才是“触目惊心”的印象。他的中外文笔记一共近六万页，不妨仿《庄子·盗跖篇》，来算一笔账：他做笔记的时间大约为六十年，六十年也就差不多两万天，一天不得落，按天来除，也就是平均每天须摘录三页纸，此外还要考虑他著书、写信、工作及诸杂事等。在西方世界，胡塞尔也有四五万页的遗稿，但像钱锺书这样并不健硕者，有如此大规模的笔记，实在是可惊的，这也是从古罕觏的。钱锺书之于学问之事如此的专注，我认为是可以借用他本人在《中文笔记》第一册第654页摘引过的《续传灯录》中黄龙晦堂禅师所说的来形容：“子见猫儿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据地，诸根顺向，首尾一直，拟无不中。求道亦然。”可以说，钱锺书的读书为学，正是做到了这般的。这也正是钱锺书最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地方，同时也是他的真精神之所在。

我年轻时就喜欢钱锺书，大概可算得半个“钱迷”，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读过王水照先生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对王先生的文章及其谈话的深度，在那时印象就很深刻。后来又读过王先生别的许多文章。就像刘永翔先生所指出的，我们都认为王先生的文字非常好，在古典文学的学者中，是第一流的文字。一般读者如果不注意，可能就会觉得他的文章并无特别之处，但细读之下，就发现它非常之好，可以当得张之洞在《輶轩语》中所标举的四个字：“清、真、雅、正”。王先生的文字是有清气的，如其为人；而同时他的文字的表达力又强，如他所笃嗜的苏轼所说的能“辞达”，“能道意所欲言”，“能使了然于口与手”，把他所有的意思都表达得极为清楚、熨帖，而明白如话。他的文字绝无敷衍处，凡有所言，必为其真实之所思、所欲言，这便是“真”字。王先生为人又很节制，行文内敛，而不肆于外，字里行间，每透出雅意。另外王先生的文字态度，可谓之“中正和平”，不偏激，不使偏锋。钱锺书的文字是“英气四射”，“锋芒毕露”的，读之仿佛年轻人，其文字的光气，似乎到了老年也仍是年轻的，丝毫没有所谓的“暮气”；王先生的文字就不然了，他则似乎更为沉稳，有一种君子之风。我觉得王先生文字的质性是近于胡适的，其清如水，“盈科而后进”，不大动声色，实际上是极见功力，极不易到的一种境界。一句话，我觉得王先生的文字，在当代学者中是第一流的。

不但于此，我觉得王先生的写钱锺书、研究钱锺书，也比一般学者要来得更深刻，更具有“同情之了解”，更为可取。这也不仅是因为他亲炙钱锺书时间之久之故，还因为他本人便是宋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权威，换言之，他有自己的“术业专攻”，所以他对于钱锺书的著作，就有更为具体深入的“同道式”的理解。如古人之所说，“唯贤知圣”。研究者本人有他自己的专门研究，对钱锺书的所论说，体会必然更深。只读钱锺书的书，而不读钱锺书所读的书，是容易流于“看热闹”的。《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这本书，里面涉及不少宋代文学的专门问题，王先生都举重若轻，作了深入的探讨，这不是一般研究者所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