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先生的钱学研究

“钱学”自上世纪末初兴，到今已成显学。二十多年里，王水照先生一直是这个领域里公认的权威。为纪念钱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王先生日前出版了《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这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

本书甚得钱氏学术之精神，有钱氏学术之风格，远过王先生自谦的“半肖”。其神似之处有三：一是以为己之学创造为人之益。钱先生《谈艺录》《管锥编》首先是展示自己的读书乐趣，是真正的为己之学。本书亦是如此，王先生多年亲炙钱先生，与钱、杨二先生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但是，先生并不以这些秘学私授炫世，所论多不用“耳食”之资，主要征引文本文献，多是有案可稽之论。本书首要之义是系统总结自己读钱著时点点滴滴的感受。作者是以严肃态度与规范的学术操作来推进研究，是要将个人感受学理化。真正的为己之学也是有益于人之学。因为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学问，解己之惑就能授人以学。如关于钱氏选删左纬诗的分析，既解读钱氏在特定政治空气里的隐曲心迹，又由钱特重左诗“不摹仿杜甫”“开南宋人之晚唐体”一事，推绎其宋诗观与诗学理论。

二是本书有以小见大，由散到聚的学术效果。钱先生在《读拉奥孔》中说：“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的理论的根本。”本书由四个部分二十余篇文章构成，所论多是具体而微的问题，看似松散，实则从各角度聚焦于钱先生的学术事业，所思所考都是钱先生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特色。作者发现钱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一样都是拒绝理论与体系的前辈。陈先生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钱先生也言：“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作者认为，这些散论“理在事中”，“只有经过条理化和理论化的认真梳理与概括，才能加深体认和领悟，也才能在更深广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他认为钱学的重点是“从其学术著作中努力阐发其义蕴，寻绎其本身固有的‘自觉的周密理论’”。并认为这是一项需花大力气进行的严肃困难的科学工作。做这样的研究就需要对钱先生广博纷繁的札记有全面精熟的把握，才能理出其中的精神关联，达到条理化学理化的目标。如王先生留意到钱先生特别注目于唐庚《白鹭》和罗公升《送归使》两诗：

《白鹭》：说与门前白鹭群，

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君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

《送归使》：鱼鳖甘贻祸，鸡豚饱自焚。莫云鸥鹭瘦，馋口不饶君。

书中先引《管锥编》第一册348页对唐庚《白鹭》的引用和评论，再引《管锥编》第四册1470页对罗公升《送归使》的引用和评论，最后举出《容安馆札记》第二卷1200页的记述。《容安馆札记》中，钱锺书评罗诗云：“按：沉痛语。盖言易代之际，虽洁身远引，亦不能自全也。”紧接引唐庚《白鹭》诗，评云：“机杼差类而语气尚出以嬉笑耳。”作者由钱将二诗“捉置一处”，见出其“别有会心”。指出钱锺书关注诗中种种罗织、诬陷、告密、伪证等情事，与他曾经横遭的青蝇之玷联系起来看，不难读出一点“潜通暗合的消息”。这些论述，对于理解钱先生学术人生化、人生学术化的价值观念与学术精神是极有启发意义的。

三是本书体现了作者对当前学术的深度思考与现实关怀。钱先生在抗战时著《谈艺录》，“文革”中写《管锥编》，貌似避世之举，实际上于字里行间，时常显露出对当下时世的关怀，时时表达对中外文化比较与中国文化走向的思考。本书亦多有这方面的思考。在当今学术日渐功利化、程式化、数字化的背景下，文学艺术研究渐趋边缘化，文史不分家的学术观念中的通融性已为文学研究的史学化所取代。王先生在做陈寅恪、钱锺书学术旨趣之比较时，以钱对陈的评论，说明文学与史学之区别：史需征实，文可凿空；史究已往之事实，强调文与事的对证，文察内在之人心，更重写文之人出语之动机与方法。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也当有别。由此，拈出了文学研究应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命题，发出文学研究要回归文学的呼唤。这是切中时风之弊的论点，显示了王先生对当下学术的关怀与忧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