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书店珍贵史料

书业，也即出版，因为对教育文化独有的承载和推动作用，备受关注。在100年前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各种书店、书局中，以合作社形式为运营管理模式的生活书店颇为引人注目。

生活书店是1933年7月在《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基础上成立的，对内称“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从生活出版合作社的章程可知，其经营管理模式为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这种经营管理模式的尝试为中国近代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囿于史料，对生活出版合作社的具体营运和管理过程，一直不为人知。近日，随着上海韬奋纪念馆整理出版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中华书局），向学界和社会公布了其馆藏的珍稀文献——生活书店的各种会议记录，让我们得知生活出版合作社的具体管理框架和管理过程中的诸多细节。

翻阅《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在100多次会议记录中，既有对重大文化史有研究推进价值的记载，诸如最早的民主管理体制在中国的诞生和运行，书店内部的意见分歧及解决办法，也有对历史事件和现有知识的订正信息，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从会议记录的文字间读到的关于生活书店工作管理过程中颇具烟火味的鲜活小细节。

比如，第一次人事委员会会议只讨论了一个议题——给胡愈之加薪。1930年代，胡愈之为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1931年10月之后，应邹韬奋之请为《生活》周刊特约撰述时事问题。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因日军狂轰滥炸，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损失惨重，《东方杂志》暂停，胡愈之转与邹韬奋一起创办《生活日报》。生活出版合作社成立，胡愈之任编译所主任。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一次人事委员会会议记载，邹韬奋先生因“本社书店编译所主任胡愈之先生为编辑时事问题丛刊等工作加重”，提议为其酌增月薪。经过讨论，“议决：自本月起改支二百元”。

历史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各档案馆、图书馆珍藏的珍稀史料，是推进学术研究的物质基础。本次上海韬奋纪念馆整理并陆续公布的珍稀馆藏资料，将极大推进出版史、近代文化史等诸多相关领域的研究，是一件利学术、利社会、利国家的义举。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构将馆藏整理出版，真正让学术资料成为天下公器，真正使各种馆藏变为社会前进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