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群与文学关系论》 张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言：“诗流结社，自宋、元以来，代有之。”士人结社有其源，至明末达致鼎盛。士人结社不仅乐此不疲，而且政治色彩增强，“社”之观念亦大变。“社”既表组织形态，亦指八股文集，有时还指“造士”之法，甚至临时性雅集亦标以“社”名。士人的结社运动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独特景观。

新中国成立前，历史学家一直保持着对士人结社研究的热情，目的是阐扬民族气节，激发爱国思想，唤起民族精神，带有史家强烈的忧患意识。胡寄尘、朱希祖、容肇祖、郭绍虞等为此代表。容肇祖还把复社领袖张溥领导的士人结社运动看成是17世纪青年学子的政治运动。此期学人也逐渐认识到士人结社与文学的密切关系，1936年，胡怀琛在《越风》第14期上撰文《西湖八社与广东的诗社》就呼吁：“文人的结社运动，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有极大的关系，是研究文学史的人所不能忽视的。”但在当时中国全面抗战的现状下，学术界重在挖掘士人结社的历史斗争意义为现实服务,这种呼声就显得微不足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士人社团“文学性”研究的意识开始觉醒，21世纪初，学人呼声日盛，1999年，吴承学、曹虹、蒋寅在《文学遗产》第4期撰文《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三人谈》进一步指出：“社团文学是值得更为深入地研究的问题。”以此为标志，学界开始由士人结社的历史考论向社团文学性的理论思辨转向，他们倡导深入研究“社团文学”思想成为进入21世纪后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士人结社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站在士人结社的历史长河审视文学，我们有必要对世纪之交走过百年之久的士人结社现象进行历史性回顾与反思，以历时态演变与纵时态发展的眼光对这一空前绝后的历史景观进行“文学性”观照，作为新世纪学界倡导社团文学性研究的一次新的尝试。要把历史现象的士人结社运动与文学意义的社团功能定位梳理清楚，就必须以士人参与结社运动的规律为线索，细心考察文学运作的特殊方式——社群式文人群体运作方式。这种运作方式作用于文学的基本理念是：科举文人选举在文坛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担任社群领袖，制定社规社约，参与文学争鸣，开展文学活动，进行政治斗争，实施政治理念，达到社群集体影响力对文坛格局的定位，形成此期文坛以社群联盟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这是对明清之际文学运作规律的一种全新解释。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士人结社的组织形态与构成方式，其开拓意义彰显；但士人结社一定是文学的，因为，结社士人多为科举文人，他们常于三、六、九日或不定时的社集活动研磨诗文，刻印社稿，宣扬文学思想。因此，我们的思绪就有必要重新沉潜历史文献的怀抱，让心灵游走于社团文人之间，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士阶层疯狂结社的年代，层层剥开历史的文人结社现象与文学的丝丝牵连，细细考论文坛结社走向联盟的具体过程。

历史上的文人结社浩如烟海，文献记载较为分散，社事活动多不明确，因此产生很多历史悬案。要把这些悬案一一解决，既要广读，又要博采。我整理出前人未见社群七十余种，据此还解决了很多悬案问题，如复社第三次虎丘大会非谢国桢所言崇祯五年，而是在崇祯六年的春天，南社成员亦非朱倓先生所言16人（实为18人）。发现意识是学术的灵魂，我始终秉承此种“笨功夫”，戴上“显微镜”，在茫茫古籍中钩沉搜求，屡屡取得收获，如从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发现的馆藏珍本杨彝的《谷园集》与顾梦麟的《织帘居诗》中得知，杨、顾二人曾与钱谦益另结拂水山房社，应社与拂水山房社的承传关系这一文学史上久而未决的悬案便迎刃而解。小野和子先生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她在《明季党社考》一书中指出，应社领袖周钟曾为李自成政权“献媚”，明清治史者多所避讳，应社史实被隐灭。应社为明末著名的合政治性与文学性为一体的复社前身，这一重大历史现象被隐灭颇让人费解。问题意识是催人奋进的兴奋剂，我在各大图书馆爬梳剔理，终于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了应社领袖杨彝的《谷园集》，其开篇序言《凤基会业序》详细记载了应社成立过程及其成员情况，还揭秘了“娄东二张”（张溥和张采）邀请周钟而非他人到唐市拜访杨彝的原因，周钟也是名副其实的应社领袖，但因其“从贼”污点，以至于陆世仪的《复社纪略》与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对周钟“访杨”避而不谈，抹杀了他对应社所作的贡献，从而导致后人对应社事实的记载不甚清楚。小野和子先生未曾见过这一文献，故有此误。

明末清初风起云涌，文学在政治变迁的大潮中凡三变，前之公安派倡导性灵文学，再次竟陵派形成幽深孤峭诗风，最后至于晚明张溥、陈子龙对文学复古的倡导，形成文学史上第三次文学复古思潮。凡此皆由社群风会而成。明末清初文学地域色彩的增强，文学思潮多样化的呈现，文学批评的百家争鸣等，亦与士人结社牵连不断。如何在士人结社与文学之间沟通一座桥梁，揭示士人结社促进文学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呢？这里需找到两个平衡点：一是从士人结社对文学的推动作用入笔，一是从士人结社于文学的影响行文。当下中国文学史理论体系把明末文坛视为文学第三次复古思潮，其中士人结社的推动因素与影响力量在哪里？解决这一问题，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细心阅读文本，留心士人结社运作方式，以此为“手术刀”，对文学发展之规律层层解剖，“尽可能准确清晰地揭示出当时文学发展走向的某种动因”（叶君远教授序言）。这本《文学社群与文学关系论》的《文学社群与文学思潮的兴盛》一章全面论证了士人结社运作方式是如何促进文学思潮兴盛的：把宗经复古作为结社宗旨，从制度上确立复古方向；定期进行社集活动，宣扬复古思想；编选社稿提供复古范本；作者队伍的扩大，书商对编选社稿的参与，皆推动了复古思想的转播。如此，就把历史的士人结社与文学之间丝丝缕缕的关系一一剥茧而出。这种“关系法”正是沟通历史偶然与文学必然的新方法，于文学史的再书写与体系建构具有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意义。

士人结社与文学之间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文学社群与文学思潮的兴盛》一书主要从文人思想心态、复古思潮的兴盛、科举文风的形成、文学的媒介性、文学流派的地域特征及士人结社对清初文学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二者之间的形成路径与存在机理，其中遵循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以文献为起点，还原文学历史之原貌。学界普遍认同晚明竟陵派为文坛主流文学，当下文学史著作亦以此为“定论”。但是，如以士人结社的视角审视文学，我们还需对此文学定论“再定论”。晚明文坛无地无社，以应社为基础的复社于崇祯二年联合各地文社成为一个全国性社盟组织，确立以宗经复古为宗旨后，科举中第者多社盟士人。竟陵派领袖谭元春参加科举屡试不第，无奈之余加入复社，成为竟陵派创作走向复古的一个重要契机。复社士人通过对谭元春文集的集体校对点评，对其文学思想进行复古“改造”，“无条件”地把复古思想“强加”给了竟陵派，从而形成明末“复古醇雅”文风。因此，明末文坛主流文学样态是文学家的社群联盟——这或便是文学历史的真实样态。

第二，爬梳剔理，以开垦文学研究新领域为目的。对于士人结社这一文学研究新领域，其中尚需开拓的问题仍然很多，如科举文风的形成与士人结社的关系，以社群地域分布为基础的明清地域文学流派的图谱建构，士人结社影响文学的媒介性等文学现象，目前涉入者仍然很少，对其进行“拓荒性”研究仍是当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