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塞歌月光凉——读《刘志丹画传》

《刘志丹画传》 成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成路历经多年写就的《刘志丹画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刘志丹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作为这部专著诞生的一个见证者，我倍感成路的艰辛与荣耀。

还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和成路去内蒙古包头参加文学笔会，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听成路说起他正在撰写一部有关刘志丹的研究著作。近些年，刘志丹研究已然成为显学，就我自己所见，主要成就还是在刘志丹的生平考证方面，恢复了刘志丹在中共党史上的应有地位，但多呈单线型状态。而成路则告诉我说，他选择的是人类文化比较学的学理研究，这样可以呈现人的个体自然生命以外许多的东西。这其中涉及到地域文化。由于成路本人是地道的陕西人，一直在陕西工作和写作，所以他特别想揭示地域文化对刘志丹的一生所产生的影响。我听后，感觉到这样的研究别开生面，扎实而可靠，一方面他可能会得天独厚地获得更多第一手史料，一方面他的研究可能会因地域性而更加细致精确，这当然是值得期待的。

从那以后，成路经常将他的研究进展通报与我，我发现每一次他都在有效地接近我的期待。成路的研究直接受到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女婿张光的支持和帮助——他同时还在撰写《刘力贞传》，这使得他对刘志丹整个家族的了解有过人之处。陕北地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融地带，一直是中央政权和北方诸民族拉锯战的争夺之地，由此养成了民风刚烈、尚武旷达的边牧文明与淳朴尚义融生的地域性格。刘志丹家族非一般普通人家，始终参与到当地历史变革之中。据《刘志丹画传》考证，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14岁便考取了延安府秀才，并选拔为廪生，但也参加过义和团攻打安边县小桥畔洋教堂，“民国”十五年还当选西上区民团团总、金汤镇民团文职副官。这样的具有儒学传统和抗争精神的家庭出身，对刘志丹的一生显然有着深刻影响，因此说他秉承了地域性格文化的骨血，兼具国学学养与抗争精神的双重性格是有根据的。

成路认为，刘志丹在以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的身份回到陕北后所提出的“三色”系统理论，在打破旧制度的平衡时，也吸纳了地域传承和地域力量，通过应用新的科学思维方式建立了符合自然实际的制度。

1929年4月，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雄山寺翠然阁举行，史称“红石峡会议”。刘志丹在会议上提出搞武装斗争要采取白色的（兵运工作）、灰色的（争取地方武装）、红色的（建立根据地）三种形式。当时，地方军阀割据的陕甘宁三省有四类武装力量：第一类是国民党的正规军；第二类是小军阀的军队；第三类是各县的地主民团；第四类是土匪武装，其实就是被地主老财欺压、剥削得无法生活下去的穷苦农民，利用山高地险这一有利因素拉杆子，占山为王当了土匪，陕北称为“钻山帮”。刘志丹针对这四类武装，开展了“兵运活动”：“打进去，还要拉出来。对那些现在能抓过来的武装，就要坚决抓过来；对那些现在还不能抓过来的武装，就派人进去，做好下层士兵的工作，等条件成熟了就举行起义。”这是刘志丹在陕甘宁边界发展革命武装的“三色论”之白色方法论的大胆实践。

永宁山是陕北“哥老会”和“扇子会”“红枪会”“硬豆”“软扇”等会道门组织的集聚地，为了改造这些旧组织，经永宁马头山“哥老会”龙头大爷马海旺等人介绍，刘志丹加入了“哥老会”，被称为“西北堂刘大爷”。他以超常的忍耐性、感化力，使草莽力量变成了革命力量。这是“三色论”之灰色方法论的成功实践。

在受到多次挫折之后，刘志丹认识到，一个革命军队没有根据地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家一样，就难免处于困境，甚至遭受失败。那这个“家”在哪里？刘志丹将眼光投在了南梁。南梁横亘在陕甘两省边界的子午岭大山脉上，南北长1000多里，东西宽约400余里，亦称桥山山脉，境内群山叠嶂，沟壑连绵，森林密布，人烟稀少，山上筑有防匪山寨，统称堡子，岭上有个叫南梁堡的大堡子坐落在山南。这里东有洛河，西有葫芦河，向西越过葫芦河，可直逼庆阳府，向东越过洛河则直抵延安府，向北可眺望内蒙古大草原，向南俯瞰八百里秦川。1931年秋，刘志丹翻山越岭，走村入户开始考察南梁，哪个村子有几孔窑洞，有几口铁锅都摸得清清楚楚。正是凭借对南梁一带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的了解和掌握，刘志丹把分散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杨培盛、赵连壁、贾生财三支啸聚山林的旧部集中起来，在倒水湾进行了著名的“倒水湾整编”，建立了陕甘边界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依托桥山山脉，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创建游击区。这是中共在陕甘边界的革命斗争从兵运工作阶段向独立创造革命武装阶段的转折点。“倒水湾整编”是中共彻底抛弃军阀部队的番号，在陕甘边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是刘志丹最终实现“三色论”之红色方法论迈出的重要一步。

《刘志丹画传》详细论证了刘志丹开创建立西北根据地“三色论”的模式，系统地展现了刘志丹“变敌人的武装力量为革命的武装”重要思想的创建，我觉得这是刘志丹研究的一项收获。成路在研究刘志丹这个个体生命时，发现支撑他的是三支文化学理，即国学传统、地域文化、黄埔技术，而其中地域文化这一支显然可突出地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战友们的活动轨迹作为纵线，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中央红军（中央苏区）发展的重要节点作为横线编织的方格进行比较，容易清晰地探寻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在全国苏区沦陷下为何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在我读完《刘志丹画传》后，感到刘志丹的形象愈加明晰饱满，他的博大胸怀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愈加令人感动。“长夜塞歌多悲切，但见月光冷又凉”（刘志丹《初识榆林》），在今天这个新时代，追溯刘志丹短暂、艰难而光辉的一生，更能帮助我们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