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家庭都有“梁光正”

近日，著名作家、学者梁鸿的首部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作者继《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影响巨大的非虚构作品之后，挑战自我完成的首部“梁庄”系列长篇虚构小说。

一部《出梁庄记》，一部《中国在梁庄》，两部非虚构作品，让作家梁鸿被冠以“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领军人物”的头衔。而她笔下的中原“梁庄”，也逐渐成了当代文学风景上一个著名的文学“景点”。从梁庄走出的梁鸿，以自己的故乡为根据地，形成了她自己的文学地图。如今，她又出手了。新作《梁光正的光》依然是写“梁庄”。不过，这次与前两部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梁鸿用的是虚构文学的形式，在小说叙事中回顾一位中原农民“梁光正”悲情荒诞的一生。因是虚构类作品，梁鸿发挥出她极具魅力的文笔，彻底释放出作者在非虚构写作中未能完整展现的叙事才华。

在《梁光正的光》中，梁鸿努力摆脱“非虚构”的光环，在小说叙事中回顾“父亲”梁光正悲情荒诞的一生。这部作品不仅保留了作者对于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进程的关注与热情，而且因是虚构类作品，想象力和文学性更显飞扬。

梁鸿曾说，自己并不执著于是非虚构还是虚构，她更关注的是自己的直觉。写作两本“梁庄”之初，她就确定不是要写小说，是要写一个真实的当代村庄，所以《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主体是农民自述，而非知识分子的直接代言。而《梁光正的光》的写作动因，则出于完全不同的起源与思考。

梁鸿说：“因为写梁庄，父亲陪着我，拜访梁庄的每一户人家，又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去往二十几个城市，行走于中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土地上。没有任何夸张地说，没有父亲，就没有《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两本书。对于我而言，因为父亲，梁庄才得以如此鲜活而广阔地存在。”前年父亲的去世给她带来巨大打击。但现在追忆父亲时，她已非一味悲伤，而是时常发出沉浸在往事中的微笑。父亲的乐观自嘲、夸张煽情和孩童般的无畏形象时时浮现在她儿的心中，她开始被一种强烈的冲动所驱使，心里慢慢生长出一个叫做“梁光正”的老年男性形象。

“写梁庄的时候一秒钟都没有想过用小说写，因为我更愿意将当年梁庄真实的状况呈现出来。但是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没有想过用非虚构写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太戏剧化，他在我心中活了很久很久。”梁鸿坦言。她认为，梁光正身上的复杂性、戏剧性和矛盾性只适合虚构写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他”身上那种捉摸不定却又极为可贵的“在生活的暗处生出光来”的特质。

梁鸿对“中国人的情感交流”问题长期关注，早在《中国在梁庄》中就说，“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每当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在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好似处于一种愚昧的原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叙说。”

在文学家李敬泽看来，梁光正自带着巨大戏剧性的，他有精力极为旺盛的天性，也有其社会情感。作为一种人物类型，梁光正为中国文学提供了特别有意思的标本。

专家热议：

从未见过这样的“农民”：他是圣徒，他是阿Q，他是傻瓜，他是梦想家，他是父亲是土地，是顽劣的孩童是破坏者。他对自己说，要有光，于是他的生命分出了明亮与晦暗。

在现代性的农民形象谱系中，这是个“新人”，其意义颇费参详。不必急于界定他，也不一定仅仅只是农民，梁光正的光或许就在我们的父辈、我们自己身上。所以，让我们先认识这个活生生的人，认识有趣的“这一个”。

——李敬泽（作家、文学家）

梁家儿女觉得父亲是用一生做了场春秋大梦。将现实执拗地过出魔幻感，不被人理解也无妨，这种感觉在我生命中也常有。梁鸿不止写出了梁光正的光，还映出她心里那束梁庄的光、父辈的光。透过坚实的文字，这光葳蕤自生。

——崔永元（主持策划、制片人）

让小说透过耐人寻味的道路回到自身真实及情感，而终向人的魂灵和爱，这是梁鸿对写作路径的校正和野心。

——阎连科（作家、文学家）

他们生不如死，他们在爱中死，他们虽死犹生：他们就是我们的父兄。梁鸿首部长篇，以肉写灵，以黑暗写光明，以农民写国民，以芜杂抵达纯净。凡此种种，都将在当代小说史上留下回声。

——李洱（作家、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