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学汉语的故事》虞启龙等主编世界图书公司出版
北京朝阳区有几片绿树成荫、高墙护卫的神秘区域，在这里进进出出的是挂着黑色牌照的汽车和各种肤色的人群。这里就是外国驻华大使馆和外交公寓之所在。北京外交人员语言文化中心是为这些外交人员提供汉语及文化教学服务的专门机构。《外交官学汉语的故事》就出自该中心各位老师之手。这些故事充满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幽默、困惑、感伤、兴奋和启示，感人至深，耐人寻味。
“钻空子”的外国人
记得第一次上课时，得知某位学生有个响亮的中文名字“史为鉴”，我颇惊讶于其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猜想能够“以史为鉴”的老外没准儿是个“中国通”式的学者。后得知“史先生”是A 国现役军人，不仅身份上跟学者差着十万八千里，而且谈起话来毫无学究书生气。不但用流利的汉语介绍他以前来中国留学工作的经历，还询问我在他的祖国工作时有何逸闻趣事，对他的同胞印象如何等等，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属于那种“自来熟”的极具亲和力的人物。
史为鉴的中文水平虽介于中级和高级之间，但对他所从事的专业方面的中文知识却颇为丰富。我所教授的时事话题课多涉及南海、钓鱼岛、朝核、伊核、地区安全等国际热点问题，政治、军事方面的术语很多，史为鉴学习起来非常认真，对每个词语的意思“锱铢必较”，仔细揣摩各国政府发言人套话背后的“弦外之音”，有时还由于立场观点不同与我就某一敏感话题争得面红耳赤。我有时故意用他不爱听的话刺激他，引得他用中文表达他的立场和观点，达到充分练习的教学目的。
课间，我们通常喝着咖啡聊些轻松的话题。记得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梅老师，你知道在中国逛公园逃票的方法吗？”这一下子吊起了我的胃口。史为鉴颇为得意地讲起了他在北京留学期间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带着老婆孩子共四人来到北京某公园的售票处，看见规定中写着“现役军人免票”的字样，他一下子掏出了其本国的军人证并微笑着用中文要求免票。售票员当时惊呆了，跟他解释说这里的现役军人指的是中国的现役军人，外国军人不享受此待遇。史为鉴反驳说：“你们的规定里并没有写只有中国现役军人免票。”
说得售票员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仍然拒绝其“无理要求”。这个时候，史为鉴就拿出了他“自来熟、套近乎”的看家本领，用当时还不太流利的汉语对售票员讲他的祖国跟中国如何友好，“二战”期间两国如何并肩作战等等，很快就博得了售票员的好感，引得大家纷纷夸他中文说得好。眼看“钻空子”马上要得手，售票处的领导突然现身，了解事情经过后否决了免票的待遇。这时，那个售票员反而为史为鉴据理力争：“既然规定里没有写明，那么对外国军人免票就不违规。”最终，史先生一家得偿所愿，还跟售票员交了朋友。在讲完这件事之后，史为鉴还不忘幽了一默，说他幸亏不是日本军人，否则即使说出一千条理由售票员也不会给他免票。看，他多了解中国的国情啊！
这个故事引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史为鉴在中国“钻空子”能成功呢？我回想起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作时，当地各种规定的条文冗长，哪怕是一座街心公园也会有非常详细的使用规定，我觉得应该没几个人认真看过，甚至觉得这种“规避风险推卸责任”的做法多此一举。但细一想来，缜密的条文规定大大减少了基层管理者的“自由裁量权”。史为鉴证实，西方国家的公园也有类似中国的“现役军人免票”的规定，但对持什么证件等有详细的规定，绝不可能发生售票员不知如何是好或私自做主免票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中国人懒于制定详细的规定呢，还是不愿这样做？这里面也许有许多深层的文化原因。众所周知，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上差异巨大：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思维比较抽象，西方人比较具体；在生活态度上，中国人偏重精神感受，西方人注重实用；在饮食方面，中餐重形式，讲究“色香味”，西餐讲实际，注重搭配和内在质量。
体现在绘画、音乐等艺术方面，中国艺术讲究写意和意境。拿绘画为例，相比于西方绘画重“透视法”、讲究“解剖学”、贵在“形似”的几大原则，中国画多用线条、重“神韵”，特别是中国山水画法中的留白手法，就是为了给读者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营造出一种“意境之美”。
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哲学思想。中国人常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出自《庄子·天道》，道家的解释是“只能用心去揣摩领悟深奥的道理，没法用言语具体表达出来”。而另外一个妇孺皆知的成语“过犹不及”则出自《论语·先进》，它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把中庸视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也是中国人所说的“分寸”和“度”。在这点上，中国古代哲学三大支柱中的儒家和道家不谋而合。
明白了这个道理，史为鉴“钻空子”成功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首先，由于受过于抽象、不重具体的文化影响，中国的法律法规制定得不够详尽，他敏锐地抓住了规定的漏洞；其次，他意识到法规不详尽给管理者“留白”太多，有可能由售票员自己裁定之后，运用了“大谈两国友好，说汉语博得好感”的方法，让售票员“推己及人”开始同情自己并在领导面前为自己说话。这两个招数的背后体现出史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由此感到，不是每个汉语学习者都能达到史先生这种对中国社会的认知程度，而这种认知不能单靠汉语学习获得，而是来自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因此，我们必须在日常的语言教学中加入更多文化知识的讲解，才能让外国人更了解中国，才能避免文化交流中的误解。
一个主席
■胡 鸿
跟老麦（他的中文名字叫麦健陆，熟络的朋友都喜欢称呼他“老麦”）的交往，可以单独写好厚一本书，不过我还是想在这里说说。
麦健陆在北京工作了小三十 年，做过《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道琼斯中国总部首席代表、中国问题专题研究著作撰写人、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老麦曾兼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在华商会主席，有不少人称他为“麦主席”，不过称他为“麦主席”也并不仅是因为他当过商会主席，而是他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与龙共舞》（英文名为One Billion Customers，直译为《十亿消费者》），该书通过分析几家较大的外国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故事，谈的是生意经，顺带剖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独有的特色。有趣的是，他在每个章节的最后，用“毛主席语录”的形式，也来一段“麦主席语录”，把自己对该故事的理解精炼成一段警句。这些警句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从越战当兵退役后，老麦突发奇想要到中国来发展，就对懵懵懂懂的女朋友凯西说：“我们去中国吧。”
“中国什么样儿？”
“跟夏威夷差不多。”
就这样，他们一人提着一个箱子，就去了中国台湾，在那里学习中文。我是1990年才开始认识老麦的。当时教学部分给我一个课，说是给《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上课。按照老麦提供的详细地址，我找到了建国门外交公寓7号楼的201室，发现门头挂着一个白底红字的塑料牌子，牌子上写着“党委宣传部”。我疑心走错了，就下楼继续打听，转了一大圈，发现最初去的地方没错。就再次上楼，敲门！老麦走了出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白人大个子。笑声爽朗，玩笑开得不赖。
老麦的中文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汉字也还行，读中文书和报纸虽然不太流畅，但理解力很强。我们上课的情形是这样的：他仰靠在转椅上，双脚搭在办公台上，手里展开着一张《经济日报》，有时候也会是《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我呢，搬把椅子，坐在他的后面，越过他的肩膀看他读得是否准确，帮他解释一些难词儿。
后来，老麦不当记者了，被提拔为道琼斯公司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尔街日报》是道琼斯公司下属的报纸），他再也不穿他那黄黑夹杂的灯笼斑马裤了，而是西装革履，白衬衫、红领带，一副大老板的样子。我还继续当他的老师。但是由于他越来越忙，我们真正上课的时间完全不能保证。与其说是上课，不如说是帮他的公司做一些文化上的咨询。比如，道琼斯在中国刚刚开展业务，需要设计一个企业标识（LOGO），还需要找一个宣传口号。我们一起讨论，就用“道”字作为他公司的标识，我帮着物色了一个魏碑写得好的书法家，写了一个大大的“道”字，这个“道”字，还被作为礼物送给了道琼斯公司的董事长，并被装裱起来摆在道琼斯纽约总部的办公室里。我给道琼斯公司想到的口号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记得当时灵感来时是个周末，我跟老麦打电话告知他这个想法，老麦也很激动，他有这个慧眼，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个好主意。我帮忙让一个民间篆刻高手用闲章的形式把这几个字做成篆刻，用朱红印泥印在“道”字的右上角。这个富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企业商标非常醒目打眼。只是后来这位书法家觉得当初写这“道”字并不是给道琼斯公司做标识的，起诉了道琼斯，要求巨额赔偿。双方没有谈拢，最后道琼斯停止使用这个魏碑的“道”字，一段本来是两全其美的文化佳话戛然而止，对我这个文化搭桥人来说，实在是殊为可惜的事。
随着在中国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老麦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越来越透彻，对中国的感情也愈发浓厚。记得当时克林顿做总统时，有一个事关中国命运的问题：贸易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政府迫于国会的压力有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趋势。麦主席（当时他是美中商会主席）立即行动起来，鼓动了在京美国企业的一百多个首席代表，要集体回华盛顿游说国会和白宫。听说了这个消息，时任副总理的吴仪很感谢他的义举，就设宴为他送行。见吴仪前的一节课上，老麦说想在跟吴仪会谈时说几句成语。我们说到“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等，当他听我偶尔说到一个成语“同床异梦”时，眼里马上放出光芒。他说：“这个成语好，我就说，‘我们不能同床异梦，我们得同床一梦，一个的一’。”我笑着说：“吴副总理是位女士，这样开玩笑不合适吧？”老麦不管这么多，美国人的幽默就是这样，没那么矜持。后来老麦告诉我，吴仪听了他的话，非常高兴，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起来。
老麦幽默、爽朗，跟他在一起总是充满笑声。一次圣诞聚会时，大家对老麦家墙上挂的一幅老照片非常感兴趣。从那时往前算，那是十八年前老麦和夫人凯西刚结婚时的合影。照片里的凯西还是那个苗条的凯西，照片里的“小麦”高大帅气、金发碧眼，长得像少年克林顿。而大家回头看眼前的主人，头发快谢完了，一脸富态，像个弥勒佛。老麦大声地宣布：“啊，那是凯西和她前夫的照片。”不少客人还真的信了。凯西只好尖着嗓子补白：“不是，那就是老麦！”
老麦常常跟人介绍说我是道琼斯公司的文化顾问，但在避开众人我们独自上课时，就说我和他是两个土包子，一个来自美国中北部明尼苏达，一个来自中国湖北乡下。
老麦的公司早就搬到上海去了，现在我跟老麦的联系也只限于通过电子邮件问个好。希望他这个明尼苏达土包子在大上海也能继续发出他那充满乡土气息的爽朗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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