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别和吴投文、陈卫主编的《朦胧诗新选》和《台湾现代诗选》，2017年1月由现代出版社出版了。之所以对朦胧诗和台湾现代诗重新梳理，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当代诗歌的两大高峰，它们并立齐驱，有着各自的追求方向和美学风格。
如果对这两大诗歌高峰进行比较，则朦胧诗时代性较强，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和时代风貌，而台湾现代诗偏重个人性情，含有民族性美学在里面。
朦胧诗是“文革”后期出现的一种诗歌新潮，追求个性，寻找自我，呼唤人性的回归和真善美，具有强烈的启蒙精神、批判思想和时代意识，是一种新的诗歌表达方式和美学追求。对人性之美的回归，对日常生活之美的回归，是朦胧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舒婷是比较典型代表。她呼唤真正深刻平等的爱情、友情，比如《致橡树》。朦胧诗新的美学追求，被称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为其确定追求人性人情的准则，从而为其提供合法性、正当性证明。朦胧诗是中国诗歌现代性的一个重新开始，也是新的时代背景下诗人个体精神追求和现代美学追求的一个开端。朦胧诗试图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创造新的现代语言，但因翻译体的过度影响，再加上表达受时代限制导致的曲折艰涩，诗艺上还有所欠缺，未能产生更大影响，后来进入欧美后也受到一些质疑，比如其对所谓“世界文学”的有意识模仿和追求，及其诗歌表达方式和技巧的简单化。
台湾现代诗则呈现另外的面貌，总体而言发展出一种融合现代诗歌技巧但骨子里是中国精神的民族美学。台湾现代诗开始也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三大刊物《现代诗》《创世纪》《蓝星》等，明确强调要注重“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主张完全抛弃传统。但有意思的是，台湾现代诗人们越往西走，内心越返回传统。恰如余光中后来的转向，从全盘西化到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们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也恰恰是体现出民族美学色彩的作品。余光中借鉴民歌民谣，融入音乐性，写出了《乡愁》《乡愁四韵》等一系列作品。洛夫早期追求超现实主义，后来强调“天涯美学”，将超现实主义手法和中国禅意相结合，创作出了《金龙禅寺》等脍炙人口的诗歌。正是这批诗作，他们被诗歌界和读者们广泛接受。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对整个当代诗歌的影响力，有时会被有意无意忽视，但不能不承认，台湾现代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足以和朦胧诗抗衡。
这两本诗选的出版，是从文学史观的角度选择的，希望能让人们对当代诗歌有一个相对全面客观的印象，避免一种倾向过于强势，导致诗歌追求的不平衡。若真能到达此效果，作为编者，我们就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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