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华书局旗下的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主营中华经典古籍库等数据库产品，是国内少有的由出版社发起成立的数据库公司，引起业内关注——不仅仅是因为《中华经典古籍库》浩大的出版规模，更因为其在知识服务大潮涌动的背景下，在制度转型上迈出的创新步伐。

在2015年第六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孙寿山明确表示，“大力推动国家知识资源服务建设，提高行业知识资源采集分析能力，促进知识内容产品生产，提高国家知识资源公众服务能力”以及“加强内容数据库和用户数据库建设”，是出版业主攻方向之一。“十三五”在望，数字出版正由1.0版向2.0版升级，在电子书难以挑起大梁的情况下，知识服务体系建设或将担纲主角，目前参与总局知识服务模式试点的单位，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均是出版数据库建设的翘楚。而数据库作为知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石，谁来投入谁来买单？从数据库资源集聚到产品开发、服务运营，有多长的路要走？

项目资金是关键，谁来投入？

财政支持是现阶段出版社投身数据库建设的重要动力，而自筹资金开发数据库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一个规模可观的数据库，其投入远在一套大型丛书之上，动辄百万、千万甚至过亿元，若没有相应的国家项目资金支持，出版机构通常不敢轻易尝试。即使项目层层获批，也需要一个长期建设、持续投入的过程，出版机构更多地是考量其长远的社会效益，不敢奢求立竿见影收获经济效益。

记者了解到，目前支持出版传媒机构进行数据库资源建设的项目资金（基金）不少，如财政部中央文化企业数字资源库建设项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等。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除了从总局、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获得几百万到几十万元不等的项目资金外，2015年还从财政部申请到了3000万元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据古联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洪涛透露，从目前的经营情况来看，短期内回收前期的开发成本很难，估计两三年后公司收入能达到1000万元左右，与人员工资和运营成本相抵。

而如果没有拿到项目资金，出版社的风险就大多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0月刚推出的“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并未申请到国家相关资助资金，仅资料采集费用就高达1500万元，这还是由上海交大资料中心承担的。上海交大社主要负责文献的扫描、编目和系统开发，目前尚未完全搜齐资料，其总量就已达35万件、150万页，整理工作只完成了10%，项目费用已经花去400万元。该社副社长宗德宝解释道：“虽然很多内容看起来是现成的，但是真正数字化的费用却不低。资料不仅要扫描，还要修复，不是拿过来就能用。很多原始资料像砖头一样，我们需要把它放在水里泡，泡完后让专家一张张揭开、平整、裱好，然后才能进行扫描、编目、整理和抄录。”这么重大的项目，为何没有获得相关资助？对于记者的疑问，宗德宝表示，由于交大社属于教育部系统，项目申报需要通过教育部产业司向文资办报，而与教育部旗下大学的其他产业相比，出版社的项目很难获得在文资办露面的机会，“在没有资助资金的情况下，压力很大。目前一期的资金已经用完，必须通过市场来回收资金。”

在记者了解的多家出版社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问题。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目前都准备开发本地的文化资源数据库，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凤凰科技出版社欲开发长城数据库，其服务民生的勇气可嘉，但所需搜集和整理资料的量肯定高于上述项目N个数量级，如何控制与分担成本也需仔细斟酌。上海交大社为此也想了不少招，如与上海交大图书馆签订了融资协议，图书馆出钱扫描并获得将来部分收益，而出版社除了销售数据库内容，还同时出售数据库系统，以分摊成本。

产品需求是核心，零和游戏？

数字文化产品中，哪些是需要政府买单的，哪些是需要市场运作的，尚不明确，出版机构投入需谨慎。

目前各社数据库产品服务的对象仍以机构客户为主，而机构客户中大学图书馆占了很大一部分。记者在年中的“第三届电子书论坛”上询问了诸多大学图书馆馆长，得知这两年用于数字采购的经费并没有太大变化，甚至还很紧张。那么，在市场没有拓展，数据库、知识库又纷纷上马的情况下，这会不会成为一个零和游戏？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业务部副主任朱凌云对此表示了担忧：“世纪集团正在进行《辞海》第六版的修订工作，除了纸书外，还要将其做成大型知识服务平台，项目所需资金规模过亿。上海市委宣传部资助了一部分，但其余的最终由谁来买单呢？”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中央《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今年发布，明确表示要“提高资源供给能力，科学规划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建设分布式资源库群，鼓励各地整合中华优秀文化资源，开发特色数字文化产品”。但是哪些是需要政府买单的，哪些是需要市场运作的，并没有相关文件来明确，而《辞海》则是典型的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

朱凌云还介绍了他们正在商讨的另外两种赢利模式：一种是按照专业出版的逻辑，打包成知识库进行销售；一种类似维基百科，知识纯开放，但是流量可以收费。目前来看，完全面向市场的第二种模式在国内是主流，但也让出版社数据库运营举步维艰。

有出版社负责人认为，数据库产品、平台的目标消费者定位，还必须摒除传统的主要针对学术研究机构和公共图书馆的产品思维。例如美国的ThomsonGale除了覆盖美国几乎100%的图书馆，还为2000多万户家庭提供孩子学习服务，从幼儿园到高中，数据库中的论文超过400万份，期刊文章超过2600万篇。威科、爱思唯尔等国际数字出版商，其很大一部分收入是来自于工商业机构、法律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等。

赢利模式是长远，“向前看”还是“向后看”？

为占市场一席之地，数据库应更具用户粘性、针对性，抓住用户“痛点”，“向前看”比“向后看”的内容更好卖。

数据库建设方兴未艾，已有先行者小有斩获，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皮书数据库”便是范例。该社社长助理谢炜向记者透露：“皮书数据库近年来保持了不错的增长势头，去年收入为600万元，今年销售收入已达2000万元，预计年终回款将达1400万~1600万元，占出版社收入比例接近10%。”

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市场表现，关键在于强大的用户粘性。谢炜认为：“一方面是因为皮书本身的影响力，皮书是有些领域研究的必须资料，几年、十几年积累下来的数据和资料；另一方面是连续性，很多数据库做完就完了，而皮书每年都会有新的版本，确保其是最新、最前沿、最权威的。”而目前国内大部分资源库建设主要停留在对过去资源的整理上，一是现实应用性较弱，二是开发缺乏持续性，三是很多历史资料是公版资源，版权保护相对困难，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两家机构就同一内容发布资源库的尴尬局面。因此，要想保持内容的应用性与前瞻性，恐怕“向前看”比“向后看”更有优势。

数据库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也影响到产品类型和收费模式，如果是历史资源类型，有些数据库就是一锤子买卖；而持续更新，利用互联网提供知识检索、关联及服务，则可以按照时间和服务类型收费。洪涛告诉记者，中华经典古籍库以前的局域网版本就是永久性的，现在在线版本则不断更新，新增了年租的模式。

这也是国家力推的知识服务体系建设的方向，同方知网副总工程师张宏伟表示，知识服务应依托海量资源，及时更新，实现面向客户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10月中旬召开了第一次营销会议，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该社数字中心主任马杰认为：“数据库必须针对用户的‘痛点’提供服务——用户不是没有资源和信息，而是信息太多太滥，只有通过精细化的服务，才能保证产品的针对性和产品开发的持续性。”人民出版社在党建出版上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基于此设计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一个应用“小书包”，该APP中使用的书只有二三十本，就是利用数据库中内容，针对不同层级党组织的不同学习要求，提取出相关内容供用户学习，例如“三严三实”以及最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学习等。

随着出版业数字出版二次转型渐露端倪，数据库乃至知识服务体系建设正从产品设计研发层面，向战略规划、标准制订层面过渡，敢于试水的市场先行者往往更有话语权。如社科文献出版社负责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专业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工作人文社科部分的标准制定工作，其分类、检索、标引等标准就直接来自于皮书数据库，最后基于所有知识板块的通用标准进行修订。

正如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所说，“中华经典古籍库现在只是一个面向专业人士的数据库，但传统文化更广泛的用户是大众，怎样拓展这个广阔的服务空间，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产品目前还是技术加内容这样相对简单的叠加，距离真正的创新还有很大差距，离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公司、真正的新媒体企业、真正的新机制管理模式还差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