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在京闭幕。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闭幕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紧扣目标任务提高履职能力、增强工作实效。要提高履职本领，增强当好专门协商机构成员的基本功，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进一步把握政协工作规律和协商的方法要义，善于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履职手段，增强资政建言的前瞻性、精准性，提升凝聚共识的针对性、有效性，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等，广泛汇聚人心和力量。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十四五”规划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5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编制好‘十四五’规划，为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擘画蓝图”。
今年全国两会与往年不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尤其牵动人心。用新技术探索新业态、壮大新模式，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两会代表委员们有何看法？
聚焦1 谋划“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仍是“十四五”的主线和灵魂
■谭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从2017年起，中国出版集团就明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的主要方面加以推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作出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部署，集团第一时间发布实施了“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加大对净资产收益率、劳动生产率、单品种效益等效率指标的考核和监测；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更加聚焦产品结构、人才结构和投资结构的优化，不断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坚持“三去一降一补”，通过内部资源整合进一步去落后产能、去低效库存、去财务杠杆、降生产成本、补融合短板；加大力度关停并转一批市场主体，通过优化市场主体结构，重新厘清资源配置结构，为“十四五”时期的战略部署做好各项准备。
总的来看，这些举措的成效正在显现，结构优化趋势逐步增强，发展质量稳步提升。虽然今年春节以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但抗风险、保稳定，调结构、强创新，提质量、促增长的发展态势得以保持并不断提升。
“十四五”规划目前正处于研究论证阶段。初步的考虑，还是要把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规划的主线和灵魂。通过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对集团出版高质量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在资源配置、政策安排、指标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等方面作出统筹安排，制定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尤其是在结构优化方面的具体指标，经过五年的努力，在培育新型出版业态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在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力争朝着建成主流出版型、融合发展型、国际传播型的世界一流出版传媒集团不断迈进。
主要内容：一是进一步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企业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二是持续提高发展质量，文化引领作用更加突出，产业布局结构更加优化，内部结构优化和流程再造成果显著，保持合理较快的增速，一批龙头企业获得长足发展；三是出版融合发展取得明显进展，产业自有电商平台初具规模，产品形态更加契合受众需求，出版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进一步提高；四是国际传播能力进一步增强，版权输出质量明显提升，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成果更加丰富。
加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建设
■于殿利（全国政协委员、乐鱼(中国)leyu·官方网站副总经理）
我国是各类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解决紧急救援中的沟通问题，应急语言服务不能忽视。
2012年印发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以及《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对提升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工作进行了规划部署。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后，教育部、国家语委指导有关高校、研究机构、企业、专家迅速组建“战疫语言服务团”，先后研制发布了《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疫情防控外语通》《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等系列应急语言服务产品，为援鄂医护人员、在华留学生、外籍人士等相关群体提供多维度语言服务。
近些年来，我国的应急语言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统筹整合不充分。我国提供应急语言服务多以自发行动为主，主体多元，缺乏组织，服务事项存在差异较大、重复建设等问题。
二是资源建设不充足。在《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的迅速推出过程中，教育部、国家语委历经5年建设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保障支撑应急语言服务的人才资源、数据资源、产品资源等还存在大量缺项，影响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亟需统筹建设、补足短板。
三是法制机制不完善。开展应急语言服务缺乏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没有对应急语言服务做出规定，不利于该项工作的深入推进和健康发展。
为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建议加强国家应急语言服务能力的相关法制建设。一是在国家近期已启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其它法律法规的修改中纳入应急语言服务内容。二是制定“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语言服务机制和预案”，或推动适时在《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及各专项预案和部门预案中加入应急语言服务内容。三是将应急语言服务能力建设纳入国家应急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四是由国家语委牵头组建应急语言服务团，搭建国家级统一平台，统筹整合资源力量，形成工作合力，系统推进应急语言服务体系构建，提升应急服务效率和质量。
谋划“十四五”要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
■别必亮（全国人大代表、民进重庆市委会副主委、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
“十三五”阶段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一是主动作为，凝聚起出版界高质量发展共识。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明确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为贯彻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出版行业要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积极采取措施控量提质、压缩生产品种、调整产业结构，自觉抵制低俗、媚俗、庸俗，杜绝跟风重复出版现象。
二是主题出版成效卓著，引领社会主流阅读风尚。“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主题出版思路更加开阔，形态更加广泛，无论是品种数、印数还是销量、社会影响力都得到空前提升。主题图书的出版与发行以各种各样宣传推广方式走进大众，赢得市场追捧和读者的青睐，认可度显著增强，如重庆出版集团出版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马克思画传：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版》已成为畅销书、常销书，且多是读者自发购买。
三是新技术在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互联网、智能化、5G通信、大数据、媒体融合，正在改变着出版业的技术环境，带动了出版业的理念更新。出版业不再仅仅以出图书、出期刊、出音像制品、建数据库的形式来发展创新，比如重庆出版集团实施了“1221”战略，正寻求打造“内容出版—出版数字—数字经济—经济服务—服务内容”的产业闭环，通过这一基于互联网思维及商业模式的探索，推动出版与互联网、新技术的进一步融合，以实现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
谋划“十四五”，要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要把社会效益摆在优先位置，把好政治导向关、价值取向关、格调品位关，用读者、受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二是要牢牢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一关键，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做优内容选择和内容生产。三是要增强用户思维，把握5G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规律，在内容承载、体验改善、服务提升、模式创新上多下功夫，做优内容传播和阅读服务。四是要加强出版单位自身变革，优化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建设，完善内部控制激励机制，为高质量发展铺路搭桥。
聚焦2 促进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发展文博产业助力经济发展
■王亚民（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出版社社长）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文物资源十分丰厚，文博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完善文博法制建设，改革文博管理体制，规范文博市场行为，着力推进文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文博市场化、金融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释放文博产业至少500万亿以上市场潜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增长动力。
明确思路，确立产业发展新理念。促进文博产业改革发展，建议按照“保护与利用并重、产业化发展优先”原则，加快文博管理体制改革，构建文物艺术品确真、确权、确值体系，推进文物艺术品从资源向资产和资本转化，把文博产业培植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动能。
创新思维，强化法制建设。建议顶层设计，尽快出台加快文博产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制定促进文博产业发展的制度规定和政策措施，制定并出台《促进文博产业改革创新发展条例》，条件成熟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博产业促进法》，明确文博产业发展的定位、机构设置、各部门职能及鼓励措施。
从体制改革着手，将民间收藏文物艺术盘活。针对文物艺术品民间收藏量大面广、监管难度大的状况，建议设立中国社会文物保护利用管理协会（或中国社会文物保护利用基金会），由文化旅游部主管，协助政府管理民间收藏行业，促进民间文物艺术品创新发展。
“三确”体系建构。建议国家尽快建立各类文物大数据中心，这是文物确真、确权、确值“三确”体系的基础。依托律师事务所、文物鉴定机构和评估机构等第三方机构，构建三位一体的“三确”执行体系。加快规范民间艺术品鉴定、评估管理机制，将传统文物艺术品目视鉴定方法统一归属到物证司法检验评估技术管理体系中。建立规范的民间文物艺术品保管备案机制，设立民间文物艺术品大数据智能化管理中心。设立国家文物艺术品鉴定协会和文物艺术品确权协会，由国家文化旅游部监管；设立文物艺术品资产评估协会，由财政部监管。
开展“确权”登记。实行文物收藏合法制度，严格执行民间收藏文物认证和备案制度，凡是未涉及刑事案件的文物，严格适用无罪推定和善意取得制度，其权属按照“谁登记属于谁”的原则办理，切实保障民间文物收藏者法律地位和合法权益，打消民间收藏顾虑。建议开展全国文物登记普查活动，摸清我国文物资源及保存状况并明晰其权属。
盘活文博资源。营造规范宽松的营商环境，鼓励文交所、拍卖公司、古玩城、旧货市场、画廊、文物商店、艺术品电商平台等文物艺术品经营机构发展，建立和完善文物艺术品的标准流程、运营规则和技术手段，加快构建文物艺术品市场体系。
疫情后要先让实体书店活下来
■韩敬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版业在线上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营销活动，但我个人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保守的。线上营销并不适合所有类别的图书，只有一部分产品和这种方式天然契合，例如去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麦家的《人生海海》，期间动用了各种营销方式，目前销量已经超过150万册，其中薇娅直播带货一次卖出了3万册。
目前线上营销看似热闹，但业界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出版社这样做大部分都是由于实体书店在防疫期间受到了巨大冲击，导致线下销售渠道不畅，只是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图书是一种需要沉淀的文化产品，而非快消品，网上营销对图书的推力是存在争议的，目前的重点应该放在实体书店扶持上，先让实体书店活下来。
谈及此，就不得不重新考量“电商打折乱象”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一行为对图书上下游乃至整个出版生态的影响是致命的。今年也有政协委员再次提出立法规范图书零售价格竞争的提案，出版社和实体书店对此都表示支持，希望国家层面能有强制性手段进行引导，也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但同时，几大网店又是国内民营企业巨头，如何让整个书业和电商在国家法律许可范围内达成一定共识，将是一场很大的博弈。
加大力度支持疫后文化旅游市场发展
■金永伟（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冲击正在逐步显现，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形势短期内未必能有大的改观，投资拉动也难以短期见效，需要在内需市场上下大功夫。目前国内文化旅游市场已经封闭近半年时间，五一前后才部分开放，跨省旅游尚未重启，国际旅游市场恢复正常仍有相当长时间。在经过长时间的人为抑制下，国内文化旅游消费需求只要得到有效的引导，将爆发巨大的潜力。
疫后文化旅游市场的发展要综合施策，不能继续沿袭疫前的传统手法和思路，要将其置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量。
一是要尽快有序开放国内文化旅游景区景点。国家文化旅游主管部门要制定指导意见，各省市文旅部门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在限定人流、延长开放时间、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聚集等方面出台标准和规范。重点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在门票预订、售票、入园等环节减少接触和聚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防护管控体系。
二要推动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大力推行每周2.5天假期。实行多年的黄金周制度，造成了人员聚集、交通拥堵、酒店餐饮爆棚、景区不堪重负等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黄金周制度会带来更多难题，迫切需要尽快落实带薪休假等制度的落实，推进文化旅游市场的良性循环和正常运转。
三要鼓励发放文化旅游消费券。今年以来，不少地区推出了针对餐饮百货等行业的商业消费券，对疫后中小服务业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要将这一做法推广到文化旅游市场，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在区域健康码互认的基础上，推出区域性的文化旅游消费券，积极推进区域文化旅游市场的一体化。
四要继续降低旅游景区门票。近年旅游景区门票在国家文旅部大力推动下，部分畸高的门票价格有所降低，过度依赖单一门票经济的景区运营模式有所调整。要坚定不移的继续推进门票降价，促进旅游景区的健康良性发展。
聚焦3 全民阅读向纵深推进
用全民阅读推进社会公平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
全民阅读是提升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公平最有效、最直接、最廉价、最便捷的路径，以富有中国文化底蕴而设置的节日，能够产生提醒、督促、仪式、庆典等多重效果，能够有力地推动全民阅读的深化。近些年，在相关部门的推进下，全民阅读进入了新阶段。为此，我从2003年起，即开始建议设立“国家阅读节”，用全民阅读推进社会公平。
首先，以孔子诞辰日9月28日作为我国“国家阅读节”，倡导全民阅读，能够激发起人们对优秀传统的怀念与传承。其次，设立“国家阅读节”会进一步推动思考贫困边远地区教育、阅读推广人、阅读指导、图书馆建设等相关话题。最后，与设立“国家阅读节”相配套，建议把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此应成立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建立国家全民阅读基金，建立国家公共图书馆和大中小学图书馆标准，为贫困家庭和弱势人群发放免费购书券，为新生儿赠送阅读包。
相信通过倡导全民阅读，可以促进阅读资源相对均等化，社会的公平和教育的公平就有了最基础、最根本的保障。
提供更多优质读物和公共空间
■赵金云（全国政协委员、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进入新媒体时代，我们每天被大量的娱乐化、碎片化信息包围，很难再静心去通读一本书。去年我国人均阅读量近8本，如果去掉教材教辅，就不到1本，远远低于欧美、日韩这些发达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视察读者集团的时候分享了他读书的故事，讲到他年轻的时候经常读书，现在工作忙了仍然坚持读书，还叮嘱我们要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建设书香社会。
全民阅读首先该从学生和娃娃抓起，不是每个孩子生来就爱读书的，是需要培养的。0~6岁是孩子阅读习惯培养的最佳时期，这个阶段，家长是第一任老师，不能缺席。阅读的氛围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去营造。全国政协成立了“网上全国政协书院”，积极打造“书香政协”，要求委员要多读书、读好书。央视也推出了《朗读者》这样一些系列节目，可以说，读书这个冷门的话题再次有了热度。许多家长也开始重视亲子阅读，也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但是有些家长就是做不到，要求孩子读，自己玩手机，这样的家长培养不出爱读书的娃。
学生的课外阅读也需要家长的支持。有些家长认为课外读物都是闲书，没用，会影响学习。其实，学生的课外阅读不仅会提高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也会提高他的理解能力、创造力、想象力，还可以提高学习的效率。
作为文化企业，读者出版集团要为线上线下阅读提供更多的优质读物和公共空间，特别是在实体店方面，我们要力争把上海的读者书店、兰州的读者小站这些网红店推广到全国更多的地方去，用我们的品牌影响力去推动阅读。
聚焦4 传统文化创新与发展
传统文化发展要以“双创”为抓手
■孙宝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由三类组成，一是优秀传统文化，二是革命文化，三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至今已有5000余年的深厚积淀，其中出版史3000年，印刷史1400多年，印刷出版文化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将其与读书、教育结合起来，如何进一步丰富、挖掘内涵。
中国印刷博物馆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尝试和努力，通过“三号一站一刊一游”（即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号、视频号、门户网站、《印刷文化》、“我的印刷工坊”小游戏），打造独特的传统文化传播矩阵。
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线6天后，中国印刷博物馆发布的文章、视频等阅读量已经达到125万，远远超出预期。其中，我在2019印刷出版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印刷出版文化照亮人类文明征程》一文分成5部分独立刊发，总阅读量超过了25万。日前，中国印刷博物馆联合腾讯微信推出的公益小游戏“我的印刷工坊”上线，流量已有几十万，我们的目标是以学习强国平台为基础，将流量推到千万级。
从多平台的阅读量来看，读者对传统文化是有需求的，是感兴趣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和中央文件精神指示，坚持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近几年通过不断实践，我们也越来越体会到，新媒体时代的文化传播效果不完全取决于背后的机构大小，而更在于内容是否优质。内容提供方要换位思考，以受众的需求来组织内容生产，做受众喜欢看的、愿意看的精品，通过不同的媒体形式表达出来，带动互动交流。不一定要追求“量”，但一定追求“质”。
保护优秀文化遗存和遗产
■高杰（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
在今年的提案中，我既关注“十四五”规划科学决策、基础科学向深处发展、实施“新两弹一星”牛鼻子工程带动科技领域整体创新发展等硬实力方面的内容，也关注我国优秀文化遗存和遗产等文化软实力保护与发展。可以说，加强文化遗存和遗产的保护，一方面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是对人类文明长远发展的责任担当。因此我建议：
一是国家文化部门和文物部门应该明确对优秀文化遗产的级别和保护的优先级进行明确和准确的定位，加强国家层面的指导，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保护，而不是泛泛地出台原则性强、操作性差的好看不中用的政策。
二是大大提高优秀传统艺术传承人及学习人的地位和待遇，提高传统艺术品的市场价格，使之真正反映市场规律，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后继有人。
三是坚持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艺术品收藏于民的指导思想，大力促进传统艺术品合理有序的流通，真正做到收藏于民的传统艺术品流动起来、保护起来、利用起来。
四是建议文化及文物部门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倾听人民的呼声，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政策并落实在行动上。
重视数字化博物馆建设
■齐玫（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博物馆首席研究员）
疫情时期，大部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采取了闭馆等措施。与之对应的是，线上服务火热，包括非遗的相关内容，也以网络的方式，与大众共享。网络的优势，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方便、快捷，信息量大，例如线上博物馆的推出、线上非遗产品直播等，受到人们的热捧，非遗项目也因此得到一定的传播，扩大了影响。未来，非遗发展应该借助新技术等优势，不断与时俱进，对接观众需求，向品牌化、创新化发展。
博物馆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多维度满足观众需求。疫情时期线上博物馆的火热，充分说明了数字化博物馆具有的优势，博物馆应该更加重视数字化博物馆的建设。对此，博物馆一方面做好内部网络化管理，建立数字化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库，进而在对外宣传、展览、服务等方面，形成数字化畅通的交流平台。特别在文物资源数字化采集工作上下功夫，提供更加丰富的网上文物信息共享资源。另一方面，制定数字化博物馆长期整体发展规划及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相关专业技术规范标准。
提高非遗项目可观赏性，用新技术创造更多机会。非遗项目的传承，需要传承人具有创新的意识。首先要积极地扩大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进而喜欢非遗项目，知名度有了，非遗的传承就会有动力、有吸引力，促进发展。其次，在运作模式、运营方式等方面，要积极地探索可行性，在不改变非遗项目文化本质的情况下，提高项目的可观赏性，与现代人的审美、兴趣、爱好等更加贴近。特别是要利用好新技术手段，通过网络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魅力，为非遗项目的传承创造更多的机会。
非遗项目发展品牌化。要保护好非遗项目，需要政府加大力度，不仅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还要在经费上给予一定的保障，使非遗传承人能够安心的创作新的产品。特别是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关注，让他们觉得做这件事具有价值，使非遗项目可持续发展，成为重要的文化品牌。
让非遗走进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高毅进（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大运河博物馆建设是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践行新发展理念、落实大运河文化带战略的具体实践，拟于2020年10月30日完成主体建筑，交付南京博物院布展，计划2021年7月1日对外开放。
大运河作为独特的活态文化遗产，这条贯通南北的水上交通大动脉，两岸聚集了大量文物和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作为“国字头”专题性博物馆，应当充分全面展现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是对于全面展示大运河文化遗产，具有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大意义。大运河文化遗产时间跨越2500多年，地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直辖市，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就达1024项，项目传承人990人，项目种类多、门类全、价值大。二是对于丰富馆藏资源，具有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现实作用。文旅融合让文博游、非遗研学游等新兴旅游产品受到市场热捧，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近年来，大运河题材非遗展示活动的成功举办，让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力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关注度持续升温，“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强强联手将会产生“1+1>2”的化学反应。三是贯彻实施《规划纲要》和项目工程设计的务实之举。《规划纲要》对“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遗产保护展示”的重点工作、重点任务和重要措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了顶层设计。从微观来看，《扬州市发改委关于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暂定名）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中明确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设有非遗相关配套功能设施，为非遗走进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提供阵地保障。
为此建议，一要高起点站位，统筹协调各项保障工作。尽快明确牵头部门，尽早建立协调机制，及时落实经费保障。二要高标准建设，彰显非遗活态传承特色。合理的设计非遗空间，注重现代科技的应用，主体与周边配套相融合。三要高质量谋划，着手培育非遗品牌活动。立足扬州谋划本土非遗品牌活动，立足国内谋划大运河沿线城市非遗品牌活动，立足国际谋划国际运河文化交流品牌活动。
非遗品牌化发展
■庞永辉（全国人大代表、保定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今年疫情给非遗产业造成了很大影响。面对全新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和全新的社会需求环境下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非遗产业面临的品牌建设不足、优秀的后备人才严重不足、模式创新跟不上时代三大问题。基于此，我建议：
首先，非遗传承人创新思维。面对90后、00后年轻受众，非遗人员在注重自己手艺的同时，应该与观众喜好、消费模式结合，让非遗产品生活化。手艺学习时间长，经济收入相对少，造成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单一，创新能力不足，使产品无法服务当代高品质生活，从而也影响了有能力的专业营销人员的参与动力与市场开发。建议地方政府出台优秀年轻人才回乡创业的扶持政策，吸引更多人才入驻传统非遗产业，促进产品的研发升级，更快提升产业创新发展。
其次，非遗产品品牌化发展。增强品牌知名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设产业聚集区，以“前店后厂”的模式成立产业聚集园区，既可以增强市场影响力，同时还可以带动京津冀城市居民文化休闲、文化体验、特色旅游的发展，并带动周边村民的创业与就业。二是政府或行业要推动当地的龙头企业向产业平台公司发展，以产销合作模式打造新的销售模式，推动整个非遗产业的发展。
创新模式使非遗在创新中传承
■周淑英（全国人大代表、蔚县剪纸第三代正宗谱系传人）
非遗传承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据我调研，疫情期间，他们遇到的困难更多。这次进京参加两会，我一方面带来自己创作的记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剪纸作品《天使的翅膀》，赞美医护人员；另一方面，也在思考如何增加非遗传承人的收入，让文化更好地传承。如何让文化产业做火做大做强，把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得越来越好。在2019年的议案中，我就谈到非遗传承人应该与企业联姻。今年，我建议增加非遗文化和企业的合作形式。该模式既能给非遗传承人展示的舞台，增加他们的收入，让非遗文化成为“名片”，同时又能提高企业的文化品牌，带动经济发展，一举两得。
以剪纸与“董酒”的合作为例。董酒在外包装设计中融入了剪纸元素，2018年春节期间，大家在喝酒的同时，欣赏美丽的剪纸，增加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再如与柔色口红品牌的合作，以祥瑞事物为题材，从中国文化和剪纸艺术中萃取独特的意境和美感，传递包含美好寓意与祝福的中国美。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不同的剪纸，既有“四君子”系列，也有“梅兰竹菊”等系列，让消费者在购买一支口红之后，继续搜集同系列其他颜色口红，一方面带动了口红的销量，另一方面也使剪纸得到了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剪纸，感受剪纸的美。疫情期间，我又和10多家南方企业联系，推动更多非遗传承人与企业合作。我认为，在全面奔小康的当下，这也是精准扶贫的一种形式。
非遗传承，是不断创新中的传承，而不是守株待兔、仅仅依靠老一辈人遗留的手艺。时代在变，非遗也需要不断注入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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