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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居:我们能保存的只是一个外壳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带着外孙来中国寻访交流的那仲良教授(Prof.Ronald G.Knapp),时间返回到1962年。那一年那仲良进入美国匹兹堡大学,主修人文地理学,研究课题是台湾农村的经济地理与社会地理。

1965年在台湾田野调查时,他被一座矗立在水稻田中的民居深深吸引,从此将研究兴趣转向中国传统民居。1968年博士毕业,他任教于美国纽约州大学新帕尔兹分校,直至2001年退休,他的学术生涯与中国民居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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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仲良先生(摄影:尚维)

因为良好的汉语基础,在中美恢复外交的20世纪70年代,他成为最早一批前往中国进行学术考察的美国学者。在此后的40多年间,他深入调查、记录了中国各地的乡土建筑,足迹遍布东北三省以外的所有中国省份,结识了大量中国同行,他是第一个用英文撰写中国民居专著的西方学者。

在完成诸多学术著作的同时,他还撰写了一本面向大众的作品《图说中国民居》,不久前由三联书店推出了中文版。这原本是面向美国读者的,或许也可以为很多中国读者补上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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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中国民居》,[美]那仲良 著  [菲]王行富 摄影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9

ISBN: 9787108062475

这本书非常好读,原因有二:一方面,是那仲良“为普通人写作”的态度;另一方面,经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读博士任羽楠的翻译和三轮严谨的校注,它变成一部非常本土化,科普性极高的文化作品。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举办的《图说中国民居》的活动上,一位年轻读者对和蔼可亲的那仲良先生表示感谢。因为北上求学,她离开了福建老家,读了这本书,她才重新认识了老家的土楼民居——那里面有“土”与“土”的智慧。

这个高光时刻令人开心,但仔细想也让人脸红。传统民居,说白了,就是“中国人的古老的家”,而那些古宅的价值,要经由一个外国教授的讲述和科普才能被我们重新发现。错不在这个女孩,而是许许多多的东西被忽视,造成了一种自信的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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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那仲良先生在台湾田野调查时拍摄的民居建筑(图片版权:那仲良)

采访时,那仲良讲述他在中国数十年来的寻访,是一个颇具隐喻的场景:他拿着前人的学术著作按图索骥,为了寻找一栋民居,他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有时候他在目的地找到了他期待看到的民居;

有时候走了很远,却发现房子已经不在那里。他并不绝望,也并不灰心,数十年的经验让他相信,一定会有善良的中国乡亲告诉他,翻过这座山,你就会找到你要找的东西。

一直希望把关于中国民居的研究写成一个故事

Q:是什么让您对中国传统民居产生兴趣?

那仲良:我的研究始于个人兴趣。对美国读者来说,我们之前读到的关于中国的著作里通常都说“中国民居大同小异”。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人对于中国民居的理解是非常局限的。他们接触到的中国人往往来自大城市,对农村居民和民居了解甚少。我很幸运能够在中国广泛旅行,发现民居其实非常多样,我于是非常希望了解为什么存在这些差异。

这本书的目标读者原本是美国人——他们对全世界的建筑感兴趣。此前,美国读者对英国、法国、德国等民居风格比较了解。对于亚洲民居,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都是日本,因为美国从19世纪开始便有介绍日本民居的书籍了。很长时间,美国人对中国民居一无所知,所以我希望借助自己的经历和研究,呈现出中国民居的特别之处。

还有一个原因,19世纪和20世纪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看到特别的建筑会拍下来,他们的著作里通常会有一些民居图片,只是没有人把这些素材拼接在一起,而我的任务就是充分地整合这些材料并展开我的叙事。

Q:您研究中国民居,角度和中国学者有何不同?

那仲良:我刚开始写中国民居的时候,没有中国学者在写相关题材的著作。那是1977年,百废待兴。中国年长的学者过去做过研究,但是很多手稿丢失了,一些书是集体著作,没有单独的作者。

早先中国的书籍充满了事实、理论、数字和图表,那些论据和观点诚然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读罢觉得非常充实,但还是缺少点什么——我一直希望能够填补空白,就是把关于中国民居的研究写成一个故事,我希望以记者的视角讲述一个故事,让读者感到他们能从书里学到一些东西。

Q:作为一个外国人,进入中国乡土最难的是什么?

那仲良:让我先来说说好的部分吧:196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民居的时候,只有25岁。1977年当我真正开始在中国乡间行走的时候,我37岁。当时的我精力充沛,喜欢农村生活,喜欢散步和远足。中国农民非常淳朴善良。当你进入一个村落,他们邀请你喝茶,和你聊天,你问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不知道答案,还会找别人解答。

所以困难在于,当时很多时候没有人能够真正解答你的问题。有时我们考察一栋民居,上面有一些字符,随行的中国研究者并不知道这些术语。民居的主人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们知道这个短语的意思。

另一个难点是人为破坏。太平天国和近代事件,对民居造成了很多破坏。大家经常谈论现代人对建筑的破坏,其实近代更是关乎破坏和重建的历程。但我坚持认为,没有人可以扼杀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深深植根于人们的生活和观念中。在一些时期人们会抛弃传统,但不会永远分离。

Q:在研究过程中,您看到了中国文化怎样的意涵?

那仲良:中国民居的智慧在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对于自然的本质的理解。中国人洞悉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轨迹,风的方向,水的流动方式。我教了很多年自然地理,很多美国学生其实不了解他们生活的基本常识。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与自然相距甚远。恰恰农村居民能了解这些,因为口口相传的自然知识。普通人不再知晓这些常识,但建筑师甚至风水师深明其义。比如说在北方的气候中,民居最好朝向东南;如果人住在多雨的地区,房屋就需要屋檐,否则雨水就会冲走墙体……这些都是基于传统经验的知识。

过去关于民居和建筑的很多著作里,作者会介绍他看到的某种装饰物或者建筑结构,但是不会解释这代表什么内涵。而我试图发现每件事物的意义。我之前写的一本书叫《中国人的生活之家——信仰之家》,你会发现中国人在民居和建筑方面的符号通常有两种意义:寻求好运和避免不幸,这是两条互补的轨道。今天这种象征或符号没有那么常见了,但总会在一些场合显露出来,比如结婚时挂出“双喜”等等。

最重要的是人

一旦失去居民,民居就会步入消亡

Q:您在书中提到,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大多数传统民居和地方建筑正在被新的住宅形式不断侵蚀和替代,在您看来,哪些重要的东西消亡了?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消亡?

那仲良:有一个美国俚语叫“有样学样”(Monkey See and Monkey Do)。假设一个村落里每个人最开始都很贫穷,其中一个人率先致富了,他会建造一栋更好的房子。其他人这个时候“有样学样”地效仿起来,很快半个村子都林立着第一座民居样式的建筑。

一方面,我很早前就发现,在中国农村,很多人希望将自己的财富投入在房子的建筑装潢中。过去,很多村落,传统是几代人住在同一个房子里,所以很多人会盖非常大的房子,远超过他直系家庭规模的需要。但是现在,年轻人倾向于到大城市结婚与定居,农村的大房子实际上只承载了一对老夫妇和少数几个孩子,可以说是一种空间与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我意识到,流行文化和人们意识对房屋的影响。有时候民居盖起来时非常简陋。但是它会随着主人的财富积累,一年比一年好。主人会装潢新的地板,摆放更好的画作,安装更好的门。所以每栋具体的民居也会随时间推移而发展。

Q:所以,“人”在民居里的作用至关重要。

那仲良:是的。在这过程中,“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失去了居民,民居就会缓慢步入消亡。

我经常说,中国农村很多传统民居被破坏了,但还有很多好东西保留下来。但有时我们能保存的只是一个外壳,没有人再像一百年前那样去生活了。有时候我走进一所古老的民居,会发现主人非常看重这个居所,他们知道房子的历史和世代相传的价值。另外一些人则毫不珍惜,会去出售画作和装饰品,房子逐渐失去了美感。

Q:今天的中国,有些人拥抱西方的态度非常明显,不论是古城保护,还是民居建造,“洋气的”就是领先的。而您走在中国乡村却看到了传统民居的价值。

那仲良:很多年前,我和一位建筑师在浙江省工作,他带我拜访了一些他非常喜欢的村落。他说,因为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和他同行,村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民居在西方人眼中的价值,他们带我去这些地方帮助拯救了一些房子。这很有趣,但我想也非常真实。

在保护传统建筑方面,其实美国和欧洲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改进过程。我在一个讲座中提到,我居住的美国村镇上有一些17世纪的建筑,相当于中国明清时代的房子。在19世纪末,美国人认为这类民居太老旧了,所以很多房子都被拆掉了,直到后来它们才被认为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于是开始保护它们。

到现在为止,要想以正确的方式维护这些民居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没有人生活在房子里,建筑恶化非常快,产生屋顶漏水或墙体塌陷等等问题。美国和中国在这一点上并无不同——我们失去的比我们得以维系的更多,悔之晚矣,没有人能够挽救那些错误,人必须向前看。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不傻,但是大家都有可能犯错。在过去,情况变化非常缓慢,错误比较容易被修正。但在今天,弥补一个错误可能需要一掷千金。

我认为,中国的乡土建筑研究比美国发展得好。这不仅表现在从事乡土建筑研究的学者数量和学术团体上,而且在系统性方面,美国学者的研究对象相对零散,而中国的乡土建筑研究则全面覆盖了各种类型和地域。

Q:在城市化建设中,民居在发生变化,“好”的民居的标准也在快速变化,标准化的房屋、北欧式的装修及欧式别墅的建筑正在定义“新”与“好”。这些甚至是城市中产对“好家”的唯一定义。

那仲良: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社会,尤其是年轻人酷爱追赶时尚。但也有人不一样,在韩国在日本,有可能一个年轻人的祖父母拥有的东西就已经足够好了,大家不需要添置漂亮的新家具取代它。他们一辈子都用同一个杯子。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如此之大,事物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方式,在各个地区发展和变化。我们很难盖棺定论地概括中国。还有很多中国村庄的复兴源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艺术家。他们厌倦了疯狂的大城市生活,希望在乡下定居。这种自发的个人行为实际上拯救了很多的村落。当一个人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定居之地,他会广而告之,最后更多人搬到了那里。与此同时,这些新居民会带给这个村庄一些生机,尽管可能不是传统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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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 鲍威尔(Robert Powell)的当代水彩画

这座位于安徽省西溪南村的民居被誉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明代民居”

一个“复制品”般的村庄

可以和原版一样好

Q:这本书中,您介绍了北京四合院、江南水乡、学者书斋、明代简舍、富商宅邸、清代大院、福建土楼、古城民居,您通常会如何选择研究对象?

那仲良:我非常幸运,很早就找到《浙江民居》这样一本学术指南,它对于我研究民居的意义,相当于旅行者随身携带《孤独星球》。按图索骥之外,我也会自己寻找一些村落,有时能有很好的发现,也有时一无所获。所以总体上,我很依赖过去的中文文献和书籍,偶尔我也会比书本走得更远。

举个例子,我去过浙江南部的泰顺县,我看到这里有众多独具匠心的桥梁。后来我作为唯一的外国人出席了一个会议,现场的人告诉我说,你认为泰顺县很好,那你应该去我的家乡看看,我们有更多保存完好的老桥。你拜访的地方越多,越会发现更多的地方有待挖掘,虽然最初你听到的可能只是每个人对家乡的自夸。知识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Q:您的旅行研究比很多游客更有趣。今天很多人为了在社交网络上证明自己“去过”某处, 把任何一个地方当做背景,拍了照就完事了。

那仲良:大部分游客看到民居是没有太多感触的,美国人也一样。我去乔家大院,第一次去时没有什么游客;后来再去时,已经有形形色色的游客,但他们对建筑并不怎么感兴趣,更愿意走进特定的房间,观看那些影视剧照。旅客对民居本身并不感兴趣,所幸的是建筑因为这些游客仍然被完好地保留了。

我认为,这还是兴趣使然,当我和妻子去博物馆时,她会阅读几乎所有的说明,到闭馆时能学到很多东西,相反我在这方面就只是个走马观花的游客。但是当我走进一栋民居,我会充满好奇地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如果我有疑问,我会想要找出答案。所以好奇心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对学术研究还是对旅行。

Q:您在书中提到,“任何一座民居都需要历经长时间的塑造过程才能最终成形”,那您如何看待今天中国重建古镇的行为?

那仲良:1987年我去拜访西递宏村,那是我在中国去过的第一个需要购买门票的村庄,尽管当时几乎没有游客,但当地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开发旅游业了,很快村民被要求搬出去,由企业管理运营这个村庄。后来住在村子里的人,其实都不是本地居民。我们到访广东省与香港特区交界处的村庄,发现建筑物有很多独特的装潢,大家纷纷拍照。然后有人告诉我们,这里的居民其实都是湖南人,他们租了土地和房子。所以你在广东看到的一切都是湖南风情。过去就是这样。

旅游业在中国和在美国大同小异,在我居住的小镇上,大学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其次就是旅游业。游客想要各种吃喝玩乐的体验,如果你创造了一个旅游产品,能够赋予它有趣的故事就能从中赚钱。但也需要看到,像乔家大院这样的地方,其实也正是因为旅游被保留了。

人们的教育水平和兴趣导向是不同的。有些人不需要看到真实的旅游景点,在电视屏幕上看看就足够了。但还有一些人希望获得原真的体验。这样的人进入博物馆,看到一件复制品可能会很失望,其实复制品可能和真品一样漂亮,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只能展出复制版。一个“复制品”般的村庄也是类似的,坦率地说,我觉得复制品可以和一个原真的村庄一样好。大部分游客需要的是拍拍照,体验当地美食,置身于传统的氛围和传统的空间,复制品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好了,问题仅仅在于有时这些景点人满为患。

几年前我和妻子去欧洲旅行,维也纳和布拉格附近有很多古镇和美丽的建筑,当地人几乎都靠卖旅游纪念品为生。就像丽江,每个街区都有纪念品,每个街区卖的东西也大同小异。一个旅行者需要站得远一点才能欣赏那里的建筑。但是,恰恰因为有商店和旅游业,建筑才得以受到保护。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是个挑剔的人。毕竟,热门景点之外也还有很多小镇和村落能够满足旅行者对于体验当地生活的需要。

这可能是中国的现状。过去20年中,高速公路正在包围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和村落。高速公路的出口建在哪里,哪里就会被现代交通和生活重塑,更多的基础设施将会建设起来以便满足游客。但是在高速公路的出口与出口之间,还有大量的地带,能够供期待原真体验的人探索。

Q:怎样才能让年轻一辈的城市人对传统民居感兴趣?

那仲良: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答案,在美国也是这样,你很难教育别人去做什么。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兴趣,另一些人则完全不感冒。关键是要鼓励那些可能对传统民居感兴趣的人去探索。

对大部分人来说,最关键的就是教育大家不要做任何破坏性的事情,因为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我对中国在传统民居方面的维护非常乐观。在中国各地都有很多民居保存完好,这非常值得珍惜。当然,也会存在很多破坏或者低劣的仿造品,但美国和欧洲也是如此。要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来欣赏美好的事物并不容易,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盛行个人主义的时代。

Q:上世纪70年代,当您为了一栋传统民居跋山涉水,您会想到什么?现在和以前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那仲良:我想到我读过的那些书,十九、二十世纪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写的那些书,我真希望我也生活在那个时代,效仿这些先人。在中国各地游历,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但结婚生子、日常工作,所有这些现实的义务总是在阻挡人的脚步。但在过去,有些人家庭富裕不需要工作,他们在中国、印度、美国到处游历,我一直希望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在英语中我们有一句谚语:生活总是挡道(Life gets in the way)。人不能总是做你想做的事。但我很喜欢闲逛,抓住一些研究的机会到处游历,我的妻子对此颇有微词。

但话说回来,我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一件事总能成为另一件事的伏笔。很多人没有这样的运气,他们非常努力地写出出色的手稿,但是得不到发表,于是决定搁笔。但我从不停止尝试,如果遭到拒绝,我也会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抵达目的地。

责任编辑:袁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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