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自家厨房里研制出隐形墨水？
智商测试可能源于7个人瞎鼓捣出来的游戏？
历史上有些动物作为外交礼物送给别国，但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死掉了……
社交网络时代，人人都爱冷知识。
所以有这么一套书，单是看书名就足够引爆好奇心了：《破解古埃及：一场激烈的智力竞争》《蛛丝马迹：犯罪现场专家讲述的故事》《咖啡机中的间谍：个人隐私的终结》……100种书，组成了一套跨学科的百科全书，呈现出一种有深度的缤纷感。书的类目如果按照传统的学科来划分，包括了历史、宗教、心理学、生物学、化学……但这么分类恐怕会丧失掉很多题目里热腾腾的冷趣味。
比如《阿司匹林传奇》，表面上看是一粒白色小药片的历史，但阿司匹林背后牵扯出来的东西是政治的、是营销的，甚至事关战争；再比如《生物武器》，揭露了各大国鲜为人知的生物武器研究史，论述如何最有效地阻止这类武器的使用并限制其扩散，这个话题属于生物学，也属于政治学，甚至是今天的反恐领域……做个不恰当的比喻，这一百个话题很像是站在交叉学科复杂路口、穿着艳丽而时髦的女郎，她们行走在学科与学科之间，拒绝被归类，但又如此亮眼。还有一些边边角角的话题，诸如食物如何造假、度量衡体系如何建立、《圣经》里的传抄错误、香烟的历史……
果壳里的世界如此丰富，让人充满了解的欲望。
冷知识背后还有一段关于出版的故事：2005年年底，三联书店决定重启“新知文库”。早在这之前，三联书店从1986年开始曾陆续出版过一套小开本的“新知文库”，偏重人文学科，译介较为通俗的作品；1990年代中期开始曾推出一套“科学人文”丛书，偏重自然科学，《别闹了费曼先生》等书名重一时。而新版“新知文库”则有点像两者的结合体，选题方面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兼有，展现出21世纪的知识新貌与文化潮流。2005年成为“新知文库”崭新的开端，13年后，这套丛书出到了第100本，每本书都讲述了一个新知识的前世今生。
“新知文库”与读者相遇100种
“相比过去两套丛书，我们把选题范围拓展到了社会科学领域，这种潮流的变迁其实又是与科技大趋势和社会大环境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谈及“新知文库”多年来形成的一套选题思路，主持这套书的编辑、三联书店文化出版分社社长徐国强如是说。“新版‘新知文库’更注重新知识、冷知识与跨学科的融合，更注重趣味性、可读性与视野的前瞻性。”编辑团队希望“新知文库”和读者的关系“既是新知识，也是新知己”，更盼望读者能通过知识的演进领悟理性精神乃至摸索治学的门径。迄今为止，“新知文库”出版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品种，平均销量达到20000册以上，在当今的大品种丛书中，算是不错的成绩。
我们的知识面会越来越窄吗？
“新知文库”让青阅读想起一个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结构？
回顾21世纪第一个十年，“通识教育”也许可以成为“知识结构”的关键词；而在第二个十年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大数据貌似可以测算出每个人的偏好，科技公司和网络平台在大量运算之后，客气地“猜你喜欢”，提供给读者量身定做的信息：新闻App根据浏览记录推荐相关内容，音乐软件根据播放记录算出偏好曲风，电商根据购买记录推销类似商品……一言以蔽之——我们只推荐给你想看的。
大数据固然“贴心”，但这样形成的信息获取模式似乎是“宽广世界”的反面——因为定制，人们的知识结构反而被窄化了。更不消说互联网领域近年来强调的“垂直”形态——较有良心、能提供“干货”的自媒体，多半是在某一领域里深耕并发布相关信息。面对这样的知识和信息传播方式，受众和媒体仿佛只要有志于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就足够了。
真的就足够了吗？未见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一种书”能否塑造出真正的人才，是要打问号的。这也是“新知文库”作为一套内容丰富的丛书的独特之处——从每一本书的角度看，固然是围绕某个新兴话题、传奇故事或专门史的专著；但如果面对100种书目，其知识的丰富性着实打破了很多认识的边界，这套书选题的逻辑不是“我们只推荐你关心的”，而是“你也许应该了解一下你不知道的”。如此，我们的知识结构才可能不被窄化，想象力才可能不受限制。
“在知识越来越多、社会深度分工的时代，窄化可以帮你节约时间，也像是专门的爱好，可以帮你在芸芸众生中找到自我定位。只要相关信息不被不法利用，我对网络技术还是持乐观态度的。但我也坚持认为，人是要接受通识教育的。”徐国强回忆起自己上学时，清华大学提倡走出“半人时代”——这指的是文理严格分科的恶果。“而今天已经不是‘半人’的问题了，我们也许是要使自己不要成为‘残肢’，成为‘僵尸’。我这个年纪的人，中小学阶段是在没有网络的自由泛读时代度过的，真的是到处找书看，有什么看什么。现在可以拿手机自由地检索的小学生们可能已经无法想象这一点。”
在徐国强看来，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不管知识有多少，人都必须要拥有“关于知识的知识”。一方面，“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需要掌握“渔”，也就是获取知识的方法。“我们的上一代人因为不能‘渔’，成为数字时代的‘难民’，所以如今在知识的获取上更容易被微信等应用中的各种推送所俘获。而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用‘网’打鱼，我们不能只知道如何撒网，还要知道一些有关‘鱼’的基本知识，比如其种类和特征，气候和环境等等。这就是我们必备的基本知识结构，如此才能有的放矢。”
“知识经济”能让我们得到什么？
除了窄化，知识结构的浅表化和功利化也是个问题。引领这波潮流的恐怕就是各类打着“知识经济”旗号的新媒体，它们利用人们对知识的焦虑，创造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每天花几分钟听读，“助你在商业上更成功”，或者让人“保持在学习的状态里”。
不久前，一家出版垂直自媒体推送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传统出版社做不好知识付费？”作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编辑在出版社环境里做不出知识付费产品，可是在互联网平台上都变成付费知识小能手？”文章得出结论说，这是由于“出版社的政策和制度不支持编辑投入精力做知识付费”。
姑且不讨论这篇文章的观点，需要想一想的是，如果知识变成“付费IP”、编辑变成“知识卖手”，如果产品经理变成知识代理人、读者变成用户，如果每天洗澡、开车之时的过耳云烟成了获取知识的普遍途径，这样一派欣欣向荣的销售和学习场景真的那么美好吗？知识商品化、知识快餐化可能带来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呢？什么样的知识会在市场上流通？知识产权的限度在哪里？出版社及编辑到底应该是知识资本中赚差价的中间商，还是打破知识“贫富差距”的破壁人？
“电子书和有声书还都只是纸质书的延伸，而知识付费确实是一场颠覆。它是一种没有细嚼慢咽的快餐灌输，更像是一种有人帮你划重点的教育课程，在快节奏的今天，自然有其市场。快餐更适合一些急用的、功利性强的知识，而‘新知文库’本来就是用于休闲的。当然，有人爱看剧情简介，有人爱看剧集本身，这都是个人爱好。付费产品可以取代很多书，但并不是所有的书。”徐国强说。他当然也听说过“知识经济”，也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思考过“知识”与“IP”的异同，然而他还是把更多的时间都埋首编书了，“有些知识性的书是可以高度概括和提炼的，但对于‘新知文库’而言，很多书难以概括，一切丰富的细节，包括趣味，都在故事的叙述中。”在他看来，“划重点”式的“知识经济”终究是别人的，而读书和思考才是自己的，这种被动与主动，也是与知识的“得到”与“研习”最大的不同。
这些作者哪儿来的好奇心和闲工夫？
如果说“新知文库”的背后有一张包罗万象的百科地图，三联的编辑和译者拣选了著名的景点，那么真正绘制地图乃至发现新大陆的，还是那些外国作者——毕竟这套丛书全部都是译介而来的。
仔细研读一下这些书的写作过程，大概会发出巨大的感叹，这些外国人怎么就有这么多好奇心和“闲工夫”呢？《智商测试》的作者斯蒂芬·默多克曾经在柬埔寨当律师，后来在华盛顿干过一段时间民事诉讼，之后是自由撰稿人。他之所以对智商测试的历史感兴趣，就是因为小时候被拉去做了智商测试，自己很讨厌它，就在漫长的求学路上（他后来还上了哈佛大学）非常想知道智商测试的来历，他泡在图书馆找答案，结果写出一本书来；《阿司匹林传奇》的作者杰弗里斯，是因为爸爸突发心脏病，康复之后每天吃阿司匹林，让他对这个小药片有了兴趣，他一猛子把和阿司匹林有关的事都研究了一遍，从战争、瘟疫、被遗忘的科学家，到工业革命、间谍战、《凡尔赛条约》、精力绝伦的广告奇才……
“新知文库”是有关兴趣、眼界与耐心的写作。在有限的一生里，有人愿意花费三年、五年甚至大半生，泡在图书馆里，只为了给自己的兴趣爱好写一本书，《卡路里与束身衣》《嗜血动物的奇异生活》《热气球的故事》……如果按照今天流行的“变现”“热点”“有用”的标准，这些作者的兴趣未免“太无用”。“新知文库”的作者当中也不乏知名大学的学者，但他们好像也不是为了在学术体系里获得什么而写。正是在未被窄化、未被快餐化、未被功利化的知识结构之下，才可能诞生出知识本应具有的神奇趣味和宽阔气象。
其实，我们不妨保留一些提问的冲动（哪怕是无厘头的古怪问题），不要什么都求助于搜索引擎寻求简便的答案，可以让好奇心发酵得更慢些，让探索更久些，让每个人对“未知”的向往更强烈些……这样的求知与生活的态度，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富、更有趣。无限的好奇心和持久的探索精神，正是“新知”带给每个人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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