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松果生活联合北京SKP在北京SKP四层的Rendez-Vous举办了一场名为“寻找夏朝：中国从哪里开始？”的沙龙，活动特邀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和刘周岩（《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两位嘉宾，分享关于夏朝的知识。
作为《三联生活周刊·寻找夏朝：中国从哪里开始？》（总第990期）的参与者之一，刘周岩分享了此次夏朝选题的源起与结构——周刊为何以及如何完成这个选题、“探索夏文化的总设计师”徐旭生有着怎样的故事——这位鲁迅的朋友顾颉刚的对手、“半路出家”的考古学家、发现了最关键的二里头遗址的人。
“认识中国”是《三联生活周刊》一以贯之的关注。“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我想，无论“生活”的内涵多么丰富，任何一种健全的生活中都一定要有对自我的认识，这个“自我”，除了“小我”之外还有“大我”，也就是“中国”，所以我们要认识中国。不少人认为中国历史的开端是夏朝，夏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应该怎样去认识呢？
想要认识一个古代的时期，主要有两个途径，文本或者器物。在史学研究中，越靠近现代的研究对象越倚重文本，如果我们研究民国的历史，第一反应是去查档案或其他史料。但时代越靠前越无法依靠文本，比如石器时代，根本没有文字记录可言。夏朝正处在这样一个文本和器物交接的时候，关于夏朝的文本资料很重要，但文本资料很模糊。学界就研究夏朝应注重哪一方有很多争论。有的人认为应该完全从器物出发，不应该管那些不可靠的文本；有人认为文本是框架，器物提供了物体的一些信息，只有依靠文本，这些器物的含义才能显现出来。
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声明。对于夏朝究竟是否确切地存在，也就是“寻找夏朝”究竟找到了没有这个根本的问题，本期杂志尽量不偏向于某一方，而是将不同的观点呈现，请读者自己做判断。在信与疑的问题上，我们分别请“疑”的许宏、“信”的孙庆伟、“半信半疑”的李零三位老师做了专访。大家看后会产生自己的观点。我始终在说“夏朝”怎样怎样，这只是出于语言上方便的缘故，不代表有什么额外的暗示。当然可以有别的称呼，“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公元两千年前的中原”等等，为了简便，我姑且都用“夏朝”这样一个古史系统里的提法。
我们选了一些具体的器物做介绍，由同事陈赛完成写作。首先是陶器，陶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基于文献的历史学大多关注帝王将相的历史，但考古学不同，普通人的生活痕迹在考古学中的意义也非常重大，这些器物展现了某一时段内人们的日常生活。青铜器也非常重要，这个青铜爵流线型的造型非常富有美感，可以看出当时青铜器的锻造水平就非常高了。这件青铜爵在洛阳博物馆中可以看到。还有神秘的绿松石龙，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人的精神世界。带给我们许多新的理解，以及或许更多的困惑。
但这期杂志我们真正选择的主角是人，是一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家们。这实际上是一层叙述视角的转换，讲的不再是夏朝本身，而且是我们认识夏朝的过程。现在来看，大家对于夏朝已经有了很多的知识，但是在认识夏朝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反复。知识生成的过程或许比最后知识的“定论”更为重要。而且对知识的叙述，本身是一种权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战场”。
围绕“夏”产生的种种纷争并不仅是学者在材料、方法、理论上的技术性的不同认识，更与一个人的身份、进入考古学的初衷、史观和对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不同理解有关。1990年，考古学家邹衡参加了一个关于夏文化探索的国际会议，就发现一个很惊讶的问题，中国学者准备的都是对夏文化的具体理解，但是外国人还在讨论夏朝是不是存在。欧美学者基本上认为夏朝只是传说；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学者，还有华裔学者，认为夏朝存在，主要讨论从考古学上怎么对夏朝进行解读；日本学者是中间立场，也不反对也不支持，处在比较模糊的状态。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学者个人的身份之间有非常强的联系，因此如何看待夏朝跟学者本身去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开端，以及学者经历的这些学术界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期杂志我们要把这些过程呈现出来。
可以与大家分享的另一个花絮是，作为一个非考古学专业背景的写作者，我在了解了学术史的基本脉络后，脑海中最先浮现的反倒是很多看似不相干的故事：狮子王、古墓丽影、潘神的迷宫、俄狄浦斯……为什么呢？
上学的时候，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戴锦华老师，喜欢和大家聊最近热映的电影，她有时就会说：“啊，这不又是一个寻父故事嘛！”其时，寻找夏朝的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何尝不是一个“寻父”故事呢？故事框架如下：我们的祖先“丢”了（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主动弑父，也就是胡适、顾颉刚的疑古运动），于是踏上寻找的征程，可当你找的是一个从未见过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的东西时，即使它就出现在你面前又如何知道它就是它呢（徐旭生发现二里头，却认为这是商代都城），直到有一天暮然回首，发现那人早在那里等你多时了（邹衡1977年提出二里头是夏的惊人观点），一系列曲折往复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它（学界目前的“共识”），但又似乎还有一丝的不确定（许宏的“搅局”）。找到了吗？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与文明来处的认识的增加）。
以上，是杂志选题的源起与背后的一些思考。这些想法和工作是由周刊编辑部众多同事共同完成的，我只是作为参与者之一，向大家做一介绍。
第二部分，我具体来讲徐旭生先生的贡献。徐先生1959年通过非常特殊的方法找到了二里头遗址。他翻阅大量古代文献，然后有意识地来到这个地方，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少见的情况，大多数的考古发现还是偶然性偏多，这样有意识地寻找，其实相当罕见。徐先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学者，但他受到的关注却是相当有限的。虽不至于说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但说他不为公众所知，是不过分的。
徐先生是在清朝末年出生的人，他与鲁迅等人都是朋友，也曾亲历五四运动。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大概有几页对他生平的概述，这是现在所有的公开出版物中关于徐先生生平的最详细的介绍。此外还有一个几十页的未公开出版的小册子，是徐旭生的儿子徐桂伦退休之后自己整理写的，他给了我一份，里面提到一些对他父亲的理解。
罗素在写西方哲学史时提到，没有哲学家是从“真空”中产生他的思想的，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也说，他之所以产生疑古的思想是因为：“我能承受我的时势，我敢随顺我的个性，我肯不错过我的境遇”。每一个学者，能在学术史上扮演他的角色并完成他的使命，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天才，与诸多条件都有关系。我也就讲一讲徐旭生的情况。
徐先生的境遇。徐先生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从小受私塾的教育，熟记四书五经。同时他也有西方哲学的功底，1912年至1919年徐先生赴法国学习哲学，20年代就担任北大哲学系的教授，教授西洋哲学史。这样的教育背景在现代考古学家中是非常少见的，但所学又跟考古学有非常大的关系，徐旭生自己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版本的序里面也提到了，说他在法国的时候接触过一些历史哲学的书，对他怎样看待历史，怎样分辨史料，有极大的影响。徐先生不是一个完全的旧知识分子，他了解西方的哲学、西方学术的先进之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再就是他个人的家国情怀。鲁迅有一篇很著名的杂文《从胡须说到牙齿》，里面谈到有一个误会，有人说鲁迅参加一个反对军阀的游行，被打掉了牙齿，被打掉牙齿的实际上是徐旭生，鲁迅在文章中澄清了这一事件，也对徐旭生表示了敬佩。三一八惨案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又去抗议，当时的政府有一个通缉名单，徐旭生、李大钊和鲁迅都在名单上。这也就是说徐旭生先生有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家国情怀。
另外还有他所处的大的时势。首先是20年代胡适等人提出的疑古问题，当时很多学者认为古史传说都是编出来的。这个话题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会思考的核心问题，徐旭生当然也不例外。另外就是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同样也是在20年代。考古学的兴起，为徐先生能够找到二里头遗址提供了可能。还有一件事对他个人非常重要，就是他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斯文·赫定与当时的政府达成了一些私下的协定，比如考察得到的文物可以由外国人带走进行研究。这个事情被曝光之后引起了中国学术界极大的反对，他们要求考察团必须改成平等的形式，中方也应有相应的权利，之后徐先生在各种机缘巧合下成了中方的团长。这一次考察促成了徐先生从哲学家到考古学家的转变，让他明白了很多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书本上无法得知的，只有亲身走到野外去，通过现代的考古学的方法才能够获得。考察结束之后，徐先生当了两年的师范大学的校长，之后他就辞职到当时北平研究院的历史所考古组担任组长，成为了一名专门研究古史的学者。
还有徐旭生先生的个性，第一是比较傻，第二是比较倔，这是徐先生的子女对他的父亲做的一个总结，我们当时请苏秉琦的儿子苏恺之先生给我们讲了若干关于徐旭生先生性格的的回忆，这些内容在文章（《三联生活周刊》）中都有介绍。
徐旭生先生作为一个在新旧和中西之间的人，能够在五十年代发现二里头遗址，各种因素缺一不可。徐旭生先生的文献功底非常重要，他对文献有一套自己的判断。他有很强烈的找到夏朝的信念。另外就是他找到二里头遗址前，新中国就建立了基本的学术体制，有这种当代考古学体制作为一个依托，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以及河南当地文物部门第二年就开始合作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因此它才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考古遗址。试想，如果早一些，三、四时年代还处在抗战和国共内战之中，没有机会进行考古探查和发掘，如果晚一些到六、七十年代，大环境无法进行自由的学术探索，如果那时还没发现，也许接着就是改革开放，这个遗址直接在城市化过程中被建了高楼而不存在了。
若干的因素合在一起，最终是由这么一个人完成了寻找夏朝这样的使命，这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绝佳例证。除了发现二里头遗址之外，徐先生还留下了很多学术遗产，如他对传说时代的认识，他对中国历史上文明形成过程中多元互动的思考等等，这对后来很多考古学家，比如苏秉琦、邹衡、张光直，乃至思想史领域的余英时、李泽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细节的阐述在此从略。UCLA的李旻老师告诉我，他过一阵会在《考古》上发一篇文章，更为详细地探讨徐先生的学术影响，有兴趣的可以关注。同时也推荐李零老师的文章《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这是李老师对徐先生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读后思考。
还要感谢三联书店学术出版分社冯金红、曾诚等编辑的大力支持，以及数十位接受采访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们。没有学术界与三联一向的合作与情谊，这期专题也无法诞生。欢迎读者们在阅读本期杂志之后，多向我们提出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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