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组建的唯一的音乐出版机构，到60年后仍然坐稳国内第一的音乐出版大社位置，这成绩的背后，正如乐鱼(中国)leyu·官方网站董事长谭跃在人民音乐出版社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所做的总结：“我们可以感知到，人音社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一种朴厚隽永、卓然而立的文化品格。”
“说音乐，大家都能懂，说出版，大致也能理解，但是对于音乐出版，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可有可无的。其实，我们音乐出版社对于新中国音乐事业的推动，是功不可没的。”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莫蕴慧所说的这份“功”，要追溯到1954年10月11日那一天，音乐家赵沨、孙慎、章枚，音乐出版家钱君匋等知名音乐界人士齐聚在北京东城区沟沿头33号，宣告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专业音乐出版机构的诞生。
回想当年的老领导、老编辑如何“从无到有”地确立出版标准，作为人音社的现任掌门人，莫蕴慧越发渴望和外界聊一聊当下音乐出版的意义和作用，却又犹豫着如何冲破大众眼中的迷障“说到位”。
出乎意料地，她从人音社的一个特殊工种“批谱员”打开了话题。音乐曲谱既是记录音乐的手段，也是音乐表演及音乐传承的媒介。曲谱字体的开发，曲谱出版的规范化，直接关系着音乐曲谱出版质量的提高。莫蕴慧举了一个例子：“无论是歌曲简谱，还是五线谱，无论是十六开、三十二开还是其他的特殊开本，乐谱从来都是满页的，你肯定没有见过半页的乐谱吧？也绝不可能出现乐曲在半行中结束的情况。”这就要求承担乐谱设计工作的“批谱员”既懂得乐曲行进的逻辑，确保乐谱的旋律性，又要懂美术，满足视觉上的美观度，这比文字排版更为复杂。
“任何一个时代，反映在我们脑海里的第一个印象其实都是音乐，音乐的感染力、感召力，比其他的艺术形式、文字都要更有功效。任何一种文化如果缺少了音乐，那都是不完整的。但我们听过很多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动人描述，比如《广陵散》等，却只能停留在文字对音乐的一种表述上，真正能够形成乐谱传承下来的很少。”莫蕴慧颇觉可惜，“到辛亥革命前，我们一直没有统一的记谱方式使音乐广泛流传开来。”民国早期流行的大部分歌曲为国人填词、外国人作曲。
为满足新中国成立后大量音乐图书和乐谱的出版需要，1956年，人音社经国家出版局批准，成立了简谱排版所，并首次举办绘谱培训班，培养专职绘谱人员，承担五线谱作品绘制工作。几代人反复推敲，这才形成了当前的绘谱标准，包括独创的“人音五线谱体”和“君匋简谱体”。2014年，人音社将建社60年来音乐曲谱出版工作的结晶付诸纸面，用一部《音乐曲谱出版规范》再次确认了自己在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音乐图书出版标准化建设中的示范作用和主导地位。
人音社建社60多年，累计出版了万余种图书，莫蕴慧自信，“虽不敢说本本都是精品，但大多数都是很有价值的。比如埙、三弦，这样一些冷僻的乐器，学的人很少，买乐谱的也很少，但相应的练习曲乐谱、教程和演奏用乐谱我们都出版了。还有一些冷僻的乐谱，交响乐的总谱，三年卖不掉200本，但它们对音乐创作的贡献、对文化的贡献，是不能拿销售数字来估量的。我们进行专业的音乐出版，就是在对历史文化进行挖掘、整理、抢救、传承和教学。我们是礼乐大国，但建国前没有一部民族音乐能以国际通行的乐谱记录方式流传下来，像阿炳的《二泉映月》就属于我们抢救出版的范畴了”。
2011年出版《羌山采风录》的时候，人音社的民族音乐出版已经从最初的音乐传承、乐谱记录，发展到了音响、音像全记录。“听说不少的四川羌族民歌传承者在汶川大地震中不幸离去，歌集中有些羌族民歌的曲谱和原生态影像已成绝响，人音社当即决定将此选题作为文化重建工程尽快出版。”该书作者万光治也很感慨，“从人音社近年来陆续出版的有关中国音乐史、中国戏曲史与民族民间艺术的著作，便可知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使命，已深刻融入人音社的企业文化。”
实际上，音乐在新中国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的过程中，方方面面相关的书籍、教程都出自该社。“1954年，我5岁，刚刚开始学弹钢琴。孩童时期最早的印象，是一本《莫扎特传》，另外一本《音乐表情术语字典》，是我一直在手上，至今仍不时翻查的小册子。”钢琴家朱贤杰的回忆代表了一代音乐人的心声，“在刚刚拨乱反正的1978年，人音社及时地出版了一大批钢琴教学中急需的乐谱，真是功德无量。”到了1985年，人音社又受教育部委托，开始编写全国小学音乐教育“统编教材”及教学参考书，现在也仍然在中小学音乐教材领域占据着第一位的市场份额。莫蕴慧算了算账：“最多的时候，我们的教材一年能发行近1.1亿册，现在使用循环教材，每年也能发行五六千万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教材市场面临严峻挑战，适龄儿童人口基数下降，义务教育课本进入全面循环使用，学生用书数量大幅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人音社通过开拓新的模式、新的产品、新的市场，精耕细作各省市场，新增3市3县1区的市场份额，使2016年成为教材市场份额同比增长最多的一年。
“国内目前仅是专业音乐学院已经增加到了11家，而它们培养的大量人才，包括很多具有国际水平的作曲家，都是看着人音社的书长大的。”因此，当人音社2007年推出第一期《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的时候，被《纽约时报》称为“唯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郭文景欣然应邀，成了人音社的第一个签约作曲家。
早年间，中国当代作曲家的大中型乐队作品因出版难、演出难而不得不投给国外出版商出版。郭文景便是国际著名的意大利出版社CASARICORDI-BMG成立近200年来签约的首位亚洲作曲家，该社曾经负责出版他的全部乐谱并向全世界做宣传推展。而今，他终于能够携手自己祖国的专业音乐出版社传播更多作品，其中便包括在海内外上演频率最高的中国民乐协奏曲之一《愁空山》。之后，王西麟、杨青等更多中国作曲家也进行了作品授权。人音社将获得授权作品的演出总谱与分谱，先后租赁给英国BBC交响乐团、美国明尼苏达华乐团、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等全球知名乐团或教学机构使用。
作曲家签约、乐谱租赁等与国际规则接轨的业务在中国的起步和成熟，随之开启了人民音乐出版社与国外出版机构的重要合作契机。德国朔特音乐出版有限公司、亨乐音乐出版社，美国海伦德音乐出版公司、阿尔弗雷德出版公司，奥地利环球音乐出版社等外国音乐出版社，越来越主动频繁地来函来电。2009年的上海国际乐器展，尽管与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在时间上撞车，但这些全球知名的音乐出版社仍然应邀来到中国参展。其中，人音社与德国朔特音乐还在之后几年里将战略合作拓展至了数字出版领域。
在编辑出版管弦乐队和大型音乐作品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之后，人音人将梳理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百年史的想法提上了议程。经过三年的甄别、遴选、加工、整理和编撰，2014年10月，《中国音乐百年作品典藏》终于赶在了人民音乐出版社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正式亮相。这套以全乐谱形式呈现的音乐作品集，收录了自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华人作曲家创作的音乐作品共计1091首（部），涵盖独唱与齐唱、合唱、歌剧与音乐剧选曲、中国民族乐器独奏曲、钢琴曲、管弦乐独奏曲、室内乐等12个门类共计40卷，有1072首曲目收入配套的音响唱片。一部前无古人的浩大作品和在它背后辛苦奉献的一群人，为“用出版记录音乐，用音乐记录历史”这句话写下了最好的注脚。
如何让音乐出版物摆脱“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和日常阅读中去，则是近几年人音人思考的关键点。2016年初，改版后的央视《读书》栏目在科教频道播出。首期节目便推荐了由人音社出版的开年力作《古乐之美》。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以优美的通俗文字系统梳理古代乐器知识的专著，且解读了涵盖在乐器中的天地人伦、五行节气，以及中国人独有的情感脉络和哲学思考。多数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经常因脱离大众、缺少读者而被诟病。而著名音乐家刘索拉女士读完全书后，盛赞栩栩如生的文字让那些古乐器“穿越数千年的空间，带着古战场或宫廷雅士或街巷平民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巡礼之作，果然也不负众望，入选2016年度“中国好书”。
《古乐之美》是人音社文化类出版物的代表品种，借着这个话题，莫蕴慧介绍了人音社重要出版物的四个代表门类，除了文化类，还有：主题出版类，如《军歌嘹亮》（9卷）；少儿类，如《快乐阳光——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歌曲集》；再加上2017年9月在《国歌法》颁布后及时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四个门类算是四个关键‘点’吧，以点现面，体现了近年来我们重要时刻不缺位，坚持以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服务为第一要务的执着与担当。”
60多年来特别是转企改制以来，人民音乐出版社在企业发展和市场竞争中取得了诸多突出成就，坐稳了国内第一的音乐出版大社位置。正如谭跃董事长在人音社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所做的总结：“在这些成绩的背后，我们可以感知到，人音社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一种朴厚隽永、卓然而立的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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