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说自己写的不是一本家族史，而是透过父母亲的故事，去呈现台湾社会从农村转型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历程。
■受访人：杨渡 □采访人：徐娉婷
西方人曾经一度对台湾地区“经济奇迹”鼓吹和艳羡，台湾作家杨渡很不以为然，如今“经济奇迹”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形容大陆。杨渡深深知道，奇迹的背后有着无数个体的辛酸疼痛、万千家庭的流离失所。
杨渡1958生于台中农村，在童年时见证了台湾经济腾飞背景下家庭的分崩离析。这些经历他在纪实小说《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里娓娓道来。1960年代，台湾土地改革后安定下来，开始从农业向工业转型。农村纷纷开起了工厂，在这一背景下，杨渡的父亲，一个天生不甘于平庸的农民，也开起了锅炉厂。由于资金缺乏，他卖田地、借高利贷。但是由于他不懂锅炉技术加之不善管理，财务上产生了巨大的漏洞。他用一个个亲戚的名义去开支票应付财政困难，但是最终这些债务都压在了他妻子——杨渡的母亲身上。
因为跳票（空头支票），杨渡母亲被捕。母亲在牢里手足无措地哭泣时，旁边的一个女人说，有什么好哭的，这里一半女人都跟你一样。那个年代有许多女人在承担着男人闯荡失败的后果。母亲被捕期间，一家人尝尽了人情冷暖：追债人恶语羞辱、房屋及家具被法院查封、孩子们天天吃腌菜……这些给少年杨渡带来了巨大耻辱，他发誓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聪明贤惠的母亲出狱后，不得不接管起锅炉厂的管理，励精图治，才慢慢有了起色，最终一家人从赤贫走向了富裕。杨渡说，对于已经工业化完成的西方国家来讲，他们在看到我们经济飞跃时会说，哎呀，亚洲四小龙是经济奇迹。其实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多少农家破碎了。这样的生命故事，这些人的伤心和眼泪、忧伤和彷徨都没有被看见，好像只有“经济奇迹”四个字。这也是促使他写下家族故事的原因。他说自己写的不是一本家族史，而是透过父母亲的故事，去呈现台湾社会从农村转型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历程。这个过程，欧洲国家是以400多年的长时间跨度逐步完成的，但在台湾却是以40年时间，他称之为“十倍速发展”。由于速度之极端，人性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扭曲，人们无法立即适应，所以产生了各种悲剧。
□这本书有两个名字，台湾版叫《水田里的妈妈》，您的初衷是想写母亲的故事吗？
■对，初衷是想写女性的故事，毕竟在大的历史里面男性参与了转变，参与了创造、创业，可是实际上承受这些苦难的是女性，所以我想写一下母亲这个角色。
□您如何客观看待女性在社会剧变中的命运呢？她们其实为了家庭在隐忍。
■我觉得女性很像是大地母亲，她们承载了整个剧变过程中所有的后果，但是她们又维持了大地的稳定，使得再大的折腾、再大的苦难都还可以承受得起。就像我父亲不断在创业的过程中，起起伏伏、跌跌荡荡，可是并没有翻船。这个家是靠母亲把孩子、把家庭维系住了。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中国也好，历史上也好，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母性的力量。
□大陆现在也在历经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对此您有何建议？
■在90年代，每次要过年的时候，台北就变成一座空城，很多人都回去了，北京、上海现在也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工业化过程已经走到这一步，对于执政者来讲，往下就应该是如何处理工业化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第一个是农村的没落，如何拯救农村，农村所代表的也是中国的生态，保留了农村的种植之后，可以让中国维持一种生态平衡。第二个是工业化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迁徙出来，所以城市要有足够的准备，城市的卫生、安全、健康等等，这些都要有各种准备。
再一个就是教育，我强烈建议，政府一定要让移动人口的孩子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父母工作地的学校去就读，不要设名额的限制，尽量让学校去配合。为什么呢？现在如果让农民工的孩子不跟父母在一起，回到农村或者到其他地方去，会造成未来的很多社会问题，而未来你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要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不如现在从教育上就付出，未来可以省下许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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