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信息处理 智识生产 人文教育
《智识的生产技术》是一部阐述信息处理方式的畅销读物，曾经风靡日本。作者梅棹忠夫早在近50年前就提出了创造性智识生产的观点，并预言了信息社会的来临。
梅棹忠夫（1920~2010）
日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等职。专攻：民族学、比较文明学。著有《文明生态史观》《梅棹忠夫著作集》（23卷）。
《智识的生产技术》[日]梅棹忠夫著 樊秀丽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版/22.00元
他山之石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日本学者梅棹忠夫1969年出版的《智识的生产技术》，虽为薄薄的一册，但数次重印，畅销至今。该书真正使我惊讶的是，梅棹忠夫早在1969年就预测到了人类信息社会的来临以及潜在可能的、在智识生产技术上的新变革，这种新变革很显然来自于他本身的一种自觉，他完完全全拥抱这种新的技术，并努力地使自己适应于此。作为一个出生在1920年而故于2010年的长寿学者，梅棹忠夫经历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信息以及新技术上的快速成长。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受到过描写达芬奇一生的传记《诸神复活》的影响，而每天坚持记笔记、写观感数十年不辍，他为此而使用过中国的毛笔、西方的钢笔，最后改用打字机，甚至电脑之类，他用过传统的信笺、西式的笔记本，最后改用一张张卡片来抄录各种记录在上面的学术与生活见闻。
作为有着23卷著作集出版的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前任馆长，梅棹忠夫差不多终其一生都在写作，并借助卡片将这些学术研究的片段分门别类，经由一种排列组合的方式生产出各种各样饶有趣味的新鲜知识，他称之为一种智识生产的技术，并熟练地加以改造和与时俱进地应用到自己的研究实践之中。他调侃地说，今天的大学面向无数的学生慷慨地教授了太多的知识，但却极为吝啬于教授给学生们获得知识的方法，这实际包括怎样记笔记，怎样藏书，怎样看书，怎样编排读书笔记，怎样写论文，这方面的课程确实少之又少，很多的老师和研究者都视这种传授内容为等而下之的知识，不屑于在课堂上亲自传授，造成的结果就是学生像海绵一样大量吸收知识，自己却无法制造出真正可用以去吸收各种知识的海绵出来。
这样的结果便是，面对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每个学生都只能马不停蹄地吸收新知，但却很难创造出真正的新知识，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新知并非那么容易提取，“黑瞎子掰棒子”是常有的事情，他们吸收的新知，只是处于一种积累的状态，而不想方设法去运用和转化，这些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为死去的知识，已无法真正利用。学习和记录下来的资料成捆的摆放在文件柜中，各类需要作为参考的书籍无序地摆放在书架上，想找的资料根本就找不到，而想用的书籍也是无法迅速地从书架上找寻出来，最后这些资料和书籍也就离开了研究者的视线，随着研究者研究课题和兴趣的转换，当初这些辛辛苦苦搜集到的研究资料和书籍，很可能被主人毫不吝惜地作为废品而处理掉。
无论是知识还是物品，梅棹忠夫都不会随意丢弃。据说，他一辈子都不肯扔掉任何东西，甚至是一块用过的废铅笔头和废橡皮擦也不肯扔掉，这些作为“遗产”的东西在他的“智识的生产技术”观念之下被安排得井然有序，尽得其用。他自年轻时便每天都记笔记，每页笔记就是一张卡片，每张卡片只书写一面，只记一件事，抄录一段话，或者写下一个观点，而每张卡片的背面写上所记之事、所录的话以及所写观点的简要而醒目的主题，然后将它们归类存放，通过细心编订索引的方式以便未来很方便、迅捷地找到过去自己所写笔记的内容，为当下的论文写作做参考。
这种称之为“梅棹式研究法”的做法，毋庸置疑适应了现代社会智识生产的方式，在一种既有知识信息的重新排列组合之中，新的知识和洞见被不断地创造出来，由此而丰富了我们当下人对于生活和外部世界的理解。在智识生产技术更为多样化的当今时代，面对信息爆炸时代海量信息和知识的融入，如何管理和处置好自己所获的信息和知识必将变成一门极为有用的学问，而日本的这位梅棹忠夫显然是这门学科的重要先驱性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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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虽然给学生灌输了不少知识，但并没有教给他们更多获取知识的方法。梅棹忠夫从自己长期摸索的经验和与同仁的共同讨论中确信，学生和研究者的研究能力低下，是因为在记笔记、卡片的利用、稿件的写作等基本技术方面所接受的训练不够。为了进行创造性的智识生产，梅棹忠夫尝试就其实践性技术提出方案，《智识的生产技术》就是这一尝试的研究成果。该书自1969年出版后引起日本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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