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丹（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室）
今年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三十周年纪念，回顾其历程不由心生感慨。人民美术出版社是自1998年起参加第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此后每届出席至今。相比法兰克福和伦敦等海外国际书展，这个家门口的书展其意义在于使更多的中国出版人有机会与前来会晤洽谈的外商面对面交流；使中国出版商能更充分地向对中国市场和图书感兴趣的外商展示自己的图书产品，这些都弥补着我们组团到海外参展所受的局限。
国际书展的盛衰与版权贸易的变化可以说是同频共振。如同30年前第一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其时适逢我国出版业与进出口贸易相对繁盛时期。而近年伴随图书市场发展的趋缓，包括法兰克福书展在内的国际书展，也着实让主办和承办机构绞尽脑汁，这一点从他们不断在巩固与拓展客户、创新形式与服务方面花样翻新的一系列举措中可见一斑。当然，业界对于书展的评价，除去那些固有的展场面积、展商数量等量化指标外，更注重展商和展品质量、达成贸易量与活动质量这些能够对参展机构和人员有更多业务提升与获得感的软指标，是为口碑。可以肯定地讲，在更专业的会展当中，我们业务提升将更快，业务成交的机率也更大，那里带来头脑风暴最多，那里带来商机无限。我至今感恩于法兰克福书展成就了我从事版贸工作的第一单泰文版《漫画中国历史》，进而带来后续几个语种的市场拓展；庆幸于北京书展创造了我与韩国客户更充分的沟通时间和最大限度呈现我社全产品链的可能；也同样是在北京书展上，使得我与印尼的出版商朋友相识四年，最终基于彼此的信任与耐心，开创了我们之间的首次出版合作。
上述书展的发展与变化，必然带来我们客户与业务交流的变化，进而使企业的版权贸易也呈现出一些变化。比如人民美术出版社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整体国际化战略引领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实践基本上实现了版权输出从卖旧书到卖新书，进而到卖书稿的转变；输出品种从漫画连环画到美术类图书，从少儿书到专业及文化类图书逐渐扩展。而我们的版贸人员也以版权经理人的国际标准来规范着自己的工作流程，在专业性与职业性方面与国际同行更为接近，在国际书展中与国际同行广泛交流。
回顾过往的同时，我们总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对未来有所裨益或借鉴的东西。对大的行业的发展和趋势把握对于基层的版权经理是有困难的，但是依据我们在一线工作所能接触到的层面和对海外同行的交流，或多或少能提出一点儿我们的思考，包括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企业国际化规划在执行环节和突破点选取等方面还可能有哪些提升空间，这或许是我们未来工作将有新进展的地方。比如外驻机构的功能定位是销售网点，还是发行网络枢纽，亦或是情报站或作者译者队伍的集结所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全面提出和大规模“走出去”之前，至少是同时，我们是否已经有了专门的团组，通过网络、客户、人员等多种渠道与途径，深入研究出国际出版的规律与规则，能够帮助国家或企业杜绝以中国思维判断海外客户，摒弃用中国式传统宣传模式在海外做文化传播的现象。行文至此，我想到刚刚故去的大使吴建民先生曾提出的：我们不能误读世界，世界才不会误会我们。中国应当以更符合国际法精神和国际化的表达来做好我们想做的事情。这也同时涉及到我所要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突破把推广文化简单归结为通过翻译和销售成品书来推广国学国粹的思路，而是更加重视文化传播的实施者其自身所承载和传递的人的精神风貌、人格以及良好的职业行为方式等。最后，我们作为一个习惯规划和善于计划的行业，始终还要有一根弦提醒自己，即规划的相对性，就是说要更为客观理性地对待规划。比如战略目标与策略的实施，除了初期制定，末期总结，还要重视中期的评估和调整，因为市场和国际这两个因素都是变化的，甚至有时是不可测的。如果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我们就会以实现终极目标、达到终极效果而不是以完成一个任务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的规划。
谈恰逢这个三十周年庆，感慨颇多的最后一个方面是，话题离不开我们身处的体制与机制。我曾给我的团队和同事分享我的一个体会是：同一个尚不完善的体制与机制共同革自己的命，需要勇气；同一个尚不完美的企业与团队共同历练和成长，需要耐心。今天无论是做出版，还是做版贸，都要给自己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有压力能不焦虑，有委屈能不报怨，有成就感能不轻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伴随国家经济文化的日益繁盛和中国出版业的精进，期待我们有更多的图书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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