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坚持经典基础古籍的整理与出版，重视整理古籍的基础性和实用性；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出版思路。百年中华，文化积淀深厚，有强大的编辑队伍和丰厚的作者资源为后盾，图书产品在市场上广受好评。中华书局被称为“传统文化故乡，现代精神家园”名副其实。
随着国家和政府对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一向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中华书局又一次站在了“风口”上。近十余年来，中华书局走出了一条“守正出新”之路，走出小众面向大众，一方面做好古籍整理出版，一方面弘扬传统文化，做好大众市场。
中华书局与国内十几家重要图书馆进行古籍整理出版合作，出版了《辽宁省图书馆藏陶湘旧藏闵凌刻本集成》（套装全130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整理影印全本》（套装共10册）、《银行周报》等重要作品。与此同时，还把视野投放到欧美图书馆。比如，中华书局已经在进行中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项目，该项目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有明确的文字表述，“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推进国际汉学交流”，“在散失海外古籍整理出版方面，要加快《海外中文古籍总目》项目推进力度，尽快摸清散失海外中国古籍的整体情况；进一步加强与海外古籍存藏机构的交流和合作，做好相关出版项目的统筹力度，加强出版单位的分工合作，系统影印出版散失海外的珍稀古籍文献”。并把这一项目列为“十三五”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五大重点工作之一。目前，中华书局正积极筹组项目组织机构，组建“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工作委员会”，由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牵头，联合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文资办、国家民委等相关领导，共同参加；同时组建“专家委员会”“编纂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华书局文献影印中心。
近年来，我们将依托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优势，全力做好“主题出版”的专业化运作，《卢沟桥事变史料全编》《中国南海史料文献集》《中国钓鱼岛主权文献集》等大型历史文献将陆续出版。目前古籍出版的难点一是一些图书馆要的底本费太高，无法实现让有价值的图书化身千百，无法更好地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传播。其次，部分古籍整理难度较大，国家任务催得过紧，整理质量难以保障。
古籍整理的数字出版，是我们的未来。“中华经典古籍库”面世三年来，受到学术界、图书馆界、党政界的高度评价和欢迎。2014年，中华书局首次推出大型古籍数据库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镜像版），目前已经“登陆”海内外200余家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及党政机关。2015年，“中华经典古籍库”（在线版）问世，2016年4月，微信版问世。目前已经达到5亿字的数据量，收书869种。我们的追求是，立足行业发展的高度，发挥专业古籍出版优势，聚合古籍整理出版资源，搭建共享共赢的数字平台。
随着国家对文化建设的日益重视，相应地在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场馆建设和图书采购上，资金投入持续增长，建设特色馆和专业馆，也日渐成为各馆的共识。针对馆配市场的变化，我们主要从两个角度做了调整：一是调整产品结构和形式，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近两年，中华书局减少了大码洋图书的生产量，这样就可以减轻图书馆的采购压力，方便图书馆上架，方便读者阅读，产品形式从过去的线装改为精装、平装。二是提升业务服务水平。一般大码洋图书会提供采配样本；根据图书馆的要求制作专门的纸质或电子采购书单，要求图文并茂，语言朴实易懂；积极组织编辑人员参加各省市馆配会；利用中华书局的官网、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等，对适合馆配的产品进行多角度的重点宣传。在中华书局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约请核心作者或骨干编辑，编撰各类普及类或专业类特色书单，每周三推出，可供图书馆参考。比如我们推送过《文选》研究必备书单，古典戏曲研究必备书单，佛教研究入门书单，等等。由于我们的书单的开放性（不拘于我们自己出版的图书，坚持优中选优的思路），均获得较好的市场反响。我们的目的是，发挥中华书局百年积淀的资源优势，承担起在古籍出版领域的国家队责任，为图书馆采购图书做好引导。
中华书局版古籍类图书在馆配市场上占据较大的优势，这是与中华书局版图书的产品结构和产品质量分不开的。我们在服务公共图书馆和文史哲专业性强的图书馆、文科院校科研机构上面做的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是走出去，拜访图书馆和高校科研机构，把信息送到最适合的客户手里。二是请进来，组织符合中华书局图书特点的专门研讨会，加强深度交流，使中华书局和图书馆之间由单纯的买卖关系，发展成为出版与销售上多方面合作的关系。更希望以《图书馆》报组织的各类图书馆交流活动为契机，为出版社和图书馆搭建互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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