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书：感悟与理念》李昕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版/39.80元
商务印书馆近年推出了一些出版史论类书籍，殊为难得。是否能引领编辑出版史论走向深化，只能观望。商务近期出版的《做书》以理论平实、案例丰富而引人注目，深思。
《做书》如何？评论至少有三个维度：谁出《做书》？谁的《做书》？《做书》作者如何“做书”如何话说“做书”？对问题一，暂且只慨叹商务也做出版之书了。问题二、三则多维多面，本文只关涉改革开放出版史和编辑出版家的理论话语。
李昕，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曾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中国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从事编辑工作33年，系业内知名出版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李昕是何人
在中国出版改革近40年历史中，存在着一个任职香港，领军京沪的出版家群体，董秀玉翘楚，陈昕、李昕等居其中。这个群体人数不多，印痕深刻，今后的出版历史书写得须费些笔墨。
评论《做书》，李昕的《做书》，三联老总李昕的《做书》，香港三联老总继而北京三联老总李昕的《做书》，形式逻辑的限定意味着思考层次的深入乎？视角和时段的广延该有助于认知的深化吧。
站在中西出版文化的交汇点上，更早更切实沐浴市场经济的风雨，是以董秀玉为代表的那个群体的典型特征。香港8年，香港三联老总的经历于李昕何？《邓小平时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出版史的里程碑图书。李昕能在告别总编辑的职业生涯之前风云际会、机缘巧合，带领团队创造如此高峰，与他矢志编辑出版的理念志趣有关，也与他曾执掌香港三联书店相连。经此香港历练，历史新时期培养、成长起来的一代编辑出版家自然更上层楼，李昕自然可以运筹帷幄、与同事周密策划，推出国际一流学者撰写、结合中国思想和学术现实需要的《邓小平时代》。
《做书》讲什么
《做书》的主体内容是李昕在南开大学给学生开设的五次讲座。南开大学有请业界一流专家到校授课的出版教育传统，戴文葆开端，李昕算承继而不该堑后的。《做书》分为：“激情与悟性”“策划先行”“功在案头”“以文会友”“创新与增值”五部分，这暗合从选题到编辑再到营销的流程，也将做书的核心理念具体化。李昕的出版理念很简朴，他在后记中概括为“既要有文化理想，又要有经营策略；既要有智慧，又要有担当；在当前商业化大潮中，要不忘出版的事业性本质，坚守底线，保持出版品质、品格和品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大道至简，出版理论亦然。李昕还说：“做出版当编辑其实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理念问题。理念正确，是成功的一半。”（该书第328页）理念朴实守正是《做书》的第一个鲜明特征，那理念经验是该共享分享的。
在第二讲“策划先行”中，李昕着意强调“选题策划应当注意的四个问题”：策划选题需要使一点巧劲儿、选题策划需要以作者为中心、选题策划要研究作者的心理、选题策划要有战略考虑。“选题策划需要以作者为中心”？初看讶异，业界不是普遍认可“以市场为导向”么？细想合理，书稿是“做书”流程中审稿等后续工序的出发点，图书选题策划以作者为中心本为出版理论命题中题中自有之意，图书选题策划如果以市场为中心、以编辑为中心难免剑走偏锋，很难把握三者之平衡。李昕主张“选题策划需要以作者为中心”既是他的成功经验之谈，也表明他对出版理念核心的坚守。
李昕自1982年起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北京三联从事编辑出版工作33年，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太多的出版实践案例。移用于南开大学的专题讲座中，丰富了教学内容，再开掘于《做书》中，夯实了它的内容特色。如果分类描述《做书》的出版案例，则有李昕亲历的本社案例和李昕旁观的他社案例；有成功经验案例以为启示或供仿效，亦有欠成功的案例警示同行；有只出现一次以实证一点的案例，也有多频次出现以实证多点多维的案例。如对《邓小平时代》，他有过系统、细致的整理，将有关可以披露的内容散点插入（而不是集中再现），细心的读者如有雅兴组装其相关“碎片”，不难复原《邓小平时代》的编辑出版过程，进而揣摩这一经典案例所裹挟、蕴含的中国出版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层矛盾。至于案例所涉的出版理论点和实践操作点，则关涉选题、组稿、审稿、营销等诸多方面，堪称应有尽有。案例丰富新锐是《做书》的第二个鲜明特点。
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而言，这些案例给我以“新”而“锐”的气象。书中引述的他社案例，此前我多略有所闻，听李昕转述，我恍然有悟：原来这一案例中还有这些细节；原来李昕是这样看这一案例的。书中引述的三联案例，他似乎更倾向于有瑕疵或欠火候欠成功的案例，这自然大多是首次披露，如果李昕不道出，或许就永远潜存于三联人圈内，他人不得与闻。李昕选择性地娓娓道来，于一位刚退役的老总，难免被视为文人的率真，认同为知识人的求真是否更合适呢？这种为验证知识、分享经验而较少顾虑是否也与他香港三联老总的经历有关呢？传递给读者一种胸襟和情怀，则堪为实证的。
“做书”的别样风景
读《做书》中故事，理解多于惊讶，觉得三联和李昕更真实，更亲近了：原来北京三联也曾疏忽出错；三联总编辑李昕也曾马失前蹄。就“学做书”而言，“欠成功”的案例也许比成功的案例更有价值。这应该说是《做书》案例价值的别样风景。
《做书》中颇多李昕独到的感悟。那是他基于自身从业经验而对书业实操独有的观察、认知和思考。感悟可学可效仿是这一文本的第三个鲜明特征。其话语方式表现为箴言式短语。如“战略考虑有两个原则：一是不熟不做。不熟就不专业，不符合出版社专业特长的不要做。二是做不出优势的不做”，“要想做出优势需要四个条件：品牌、人才、资源、渠道。一个尝试性出版的选题方向或者板块，在出版前需要评估是否具有这四个方面的优势。在我看来，至少要在四条中占三条才算有这个优势。”（第88页）“出版的创新本质是出版物品种的丰富多样性和内容的差异性要求所决定的。”李昕特有的感悟既内涵丰富又表达简明，既富理论意蕴更含实操启迪。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业界读者或许更能认同这类独到感悟内在的指导价值。
关于“编辑的素质与修养”，李昕首推“激情与悟性”。而编辑的悟性，李昕落实于“书感”。他认为“书感是一种悟性，是对书的直觉判断力，对书本质特征的感悟力。”（第19页)“简单来说，当一个编辑面对一堆文字、图像材料，他应该懂得怎么编辑，怎么整理，怎么加工，才能使这些材料编得像一本书，一本令人喜欢的好书，一本符合读者期待的书，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就是书感良好的人。”这就揭示了“书感”创设的实践基础和编辑工作的语境意义。他还提出培养“书感”的途径：“要为一本书找到恰当的表现形式，首先要研究书的形式，包括书的装帧、设计、纸张材料、制作工艺，包括不同的内容在编辑上的形式要求。”（第30页）。
书、报、刊同为平面印刷出版物，由“书感”可类推“刊感”乎？循此指引，比较分析书刊传播特征以及“书感”、“刊感”的内涵，不难发现，图书和期刊都以品种为单位为基础显示书刊形态个性，但连续出版的期刊更具工业文明时代流水生产线的产品格式化特征，而非连续出版的图书则可以拥有更多的差异、灵活性，因而更显个性化与多样性。在数字传播时代，图书或可比期刊更具“去工业化”传播的媒介比较优势，因而更具长久生命力。这是我由《做书》联想到“做刊”而感悟到的。诚然，感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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