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前，没有发达的互联网和便捷的交通，晋商、徽商、粤商、闽商等商帮却能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们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他们如何在“重农抑商”的时代背景下突破限制，创造商业奇迹？官府与商帮之间又存在着哪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传统社会终结时，为何除了个别商帮成功转型，其他大部分商帮都退出历史舞台？
8月3日，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教授做客首都图书馆社科讲堂，以“走进商帮看传统：五百年前的商业世界”为题展开讲述，带领读者领略各大商帮的经营之道、商业智慧以及兴衰成败，揭开五百年前那个充满智慧与传奇色彩的商业世界的神秘面纱。
今年已经81岁的梁小民退休后依旧笔耕不辍，新作《回望商帮》今年6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该书以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案例，为我们描绘出中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的兴衰画卷。从晋商、徽商，到粤商、闽商、宁波商……作者不仅展现了他们在传统社会中崛起、发展，并取得成功的独特商业智慧，更深刻剖析了他们面对新时代挑战时的应对策略，以及其成败的根本原因：由于固守传统、思维保守封闭，大多数商帮未能成功转型，最终随着传统社会的终结而日渐式微。这一洞察为现代商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我们对商帮并不陌生”
“商帮这个名词可能有些朋友听来耳生，但我们其实对它并不陌生。”梁小民在讲座中开门见山抛出引子，“大家都看过电视剧《亮剑》，片中李云龙腰间缠着炸弹，只身赴晋绥军楚云飞的鸿门宴，那段戏就是在山西太谷县曹家大院拍摄的，而曹家就是晋商里面最大的一家。而提到郑成功，其实他也是闽商的代表人物。”
梁小民回忆说，自己研究商帮缘起于2002年为清华大学EMBA学员讲授“管理经济学”。“传统的‘管理经济学’内容抽象且多用数学分析。为了便于这些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容易理解接受，我就改用案例教学，以便让他们在理论上有所提升：过去做对了的，现在知道为什么对；过去做错了的，也知道错在什么地方。学员们听了后对晋商极有兴趣，甚至还去了山西平遥等地，实地参观学习。以晋商为起点，我把研究范围拓展到其他商帮，多年的研究精华浓缩成《回望商帮》一书。”
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一共出现了10个商帮，梁小民依次给予了点评，“第一是晋商，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帮；第二是徽商，徽商并不是安徽商人，而是徽州商人，古徽州六个县的商人；第三个是粤商，主体是十三行，大家看电影《鸦片战争》都记得，林则徐就是通过十三行逼迫英商交出鸦片，十三行两头受气；第四是闽商，就是以郑芝龙、郑成功为代表的‘海盗商人’，这是一个海商集团；第五和第六是浙江的两个商帮，一是宁波商帮，另一个是龙游商帮，龙游商帮是现在徐州市龙游县为中心的商帮。余下四个商帮分别是，赣文化下的江西江右商帮，以及陕西的陕商，山东的鲁商，还有一个小商帮叫洞庭商帮。洞庭商帮是现今苏州市吴中县吴中区，这个地方有两个岛屿，东山岛、西山岛，岛上的商人形成了洞庭商帮。”
在当下重提十大商帮，梁小民认为有以下三点意义。“首先，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商业最发达的时代。我们要透彻地研究明清两代的商业状况，就必须研究商帮，搞清楚这些商帮的商人在做什么，怎么促成了其时商业的发展。研究明清两代的商业史，离不开商帮这一段的历史；其次，商帮在经营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制度，也建立了商业伦理的文化，这在当年促进了商业发展，对今天的企业也非常有借鉴、启发意义；最后，中国文化体现在生活和经济活动中的方方面面，在商帮的经商活动中，实际上就体现了中国文化里的许多理念和规范。通过了解商帮，可以进一步明确中国文化优秀的传统思想到底是什么，以及又该如何继承。同时也能够看出传统文化的缺点在什么地方，要如何克服，进而赶上时代的潮流。”
从晋商的兴衰，看传统文化的利弊
在梁小民看来，明清两代的晋商以其独特的经营策略和商业智慧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说是“天下第一商帮”也不为过。晋商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实现了股份制，这种制度将出资者的资本作为“银股”，经营者的劳动和技能作为“身股”，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身股”将员工的劳动和技能作为股份，参与企业的利润分红，有效激励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在资金不足时，晋商也采取“贷金制”，即借别人的钱经商。随后发展为“朋伙制”，即多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类似于现代的合伙制。晋商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用人原则、激励机制和严格的财务制度，确保了企业的高效运作。此外，晋商通过与政府官员建立良好关系，获得了经营上的便利和保护。
“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和陕西东部，这个黄河中下游的三角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而晋商集中的山西南部，可以说是这个核心地带的核心。而我们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一点是‘义利之辨’，决不能见利忘义。上述晋商的这些经营模式，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首要一条是把这个‘义’字摆在头里，以这样的商业道德伦理指导商业实践，真正做到了以义致利。”
“当然了，官商结合也为晋商的衰败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这首先体现在清政府被推翻后，各级政府欠票号的七百万两白银都无法收回，对票号形成了致命的打击。更重要的是，依靠政府使得晋商失去了创新和转型的动力，进而失去了一次次机遇。”生在山西，长在山西的梁小民对晋商的衰亡很是痛心。
“清末民初，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阶段，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作为一个商帮，怎么能够从旧时代的商人转变为新时期的企业家？这就需要转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过去的商业资本转向现代的产业资本，就是在过去封建社会的商帮只是行商，但到了现代社会，商业从属于工业，商业资本理应转向产业资本；二是过去在封建社会里面做金融叫票号，但票号和现代银行并不一样。”
“晋商有没有这个机会？有的，却没人利用。晋商从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最大的机会就是山西的煤。19世纪70年代，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33—1905），他在这一时期来华进行了7次考察活动，是近代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他在山西考察时得出的结论是，这里的煤占当时全球总储量的三分之一，引发了各国的注意。晋商当时完全可以把做金融赚来的钱转向投资煤矿，进而向工业转型。但他们觉得票号好赚钱，根本没有看到世界上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
“从票号转型为银行，晋商原本也有机会。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现代银行体系，慈禧太后治下的中央银行，过去叫户部银行，后来改名叫大清银行，也就是现在的中国银行。她曾经想把经营中央银行的权力交给晋商，但晋商自己坚决不要，他们根本不知道现代银行是什么东西，躲在自己的小城里自得其乐，漠视现代金融业的变化。从他们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传统农耕文明带来的保守和封闭——过去从事农业生产，春种秋收，一年年的因循守旧就可以过下来，让他们逐渐丧失了创新意识。可在新的环境下，抱残守缺是要不得的，所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缺陷要有清醒的认识。”梁小民说。
“在开放、交往过程当中不断地壮大我们自己”
《回望商帮》一书不仅仅是孤立地分析每个商帮，而且建立了商帮之间对比的大视野和框架。为什么晋商辉煌五百年之后最终走向衰亡，再也没有重振辉煌；而鸦片战争以后，宁波商帮却实现了整体的华丽转身，创造了新的辉煌？梁小民在书中以详实的史料和生动的案例，讲述了宁波商帮从起家到发展壮大，再到成功转型的壮阔历程，剖析了其成功转型的策略和经验。
“十大商帮里有没有不封闭、不保守的？当然有。”梁小民举例说，“比如广东粤商，开埠之前就同西方、南洋做生意，这使得他们的思想就较为开放。再比如洞庭商帮，考察他们的出身大都是富人经商，这同晋商大都是底层民众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才经商是不一样的。富人有自己的眼界，他们和官家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有眼界观察世界的发展方向。洞庭商帮中有一家姓席，光这个席家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外资银行里当买办的，就达到14人之多。这点上和广东商人类似，都成为中国第一批买办阶层。”
“商帮中还有重要的一支是宁波商人，宁波商帮出现较晚，大抵是在乾隆时期。宁波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宁波人的思想本来就比较开放，通过洋人教会办的医院、学校，当地不少人也多少会一点英文，可以做基本的交流。当外资企业涌入后，他们充当买办。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他们了解到世界变化的趋势、了解到现代贸易的规则和习惯，也了解到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中国传统式经营中融入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成为中国第一批民族工业的创始人。”
梁小民介绍说，在鸦片战争前，宁波商帮已经形成一个由钱庄业、船运业、民信业和鱼、盐南北货业为支柱，也包含其他行业的经营体系。“宁波商帮的商人数量多，经营地域广，缺少像晋商、徽商、粤商中那样极其富有又处于垄断地位的巨商。加之他们经营的行业，多数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没有走官商结合之路，保持了草根本色。宁波商人始终不依靠政府的权力，自我奋斗、不断创新，这是他们成功转型的重要原因。”
“做买办的收入很丰厚，然而他们并不像晋商那样，把钱都用于买地、买房甚至是窖藏。宁波商人除了满足一些奢侈的享受，主要把财产用于投资新行业和改造原有产业，如进出口贸易、近代船运业、近代工业和金融业。他们在这些行业大获成功，甚至可以说，近现代上海的繁华，很大程度上都是宁波商帮开创和塑造的。”
“如果我们考察上海近现代的商业发展，不难发现以宁波商帮、洞庭商帮、广东粤商为主，他们都思想开放，因此成为上海商业版图最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50年之后，他们又从上海转向香港，成就了新的辉煌，直到今天还在推动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这其中，到现在宁波商帮依然是一个有组织的，相当完整的商帮。说起来晋商比他们当年厉害得多，有钱得多，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很简单，就是中国文化里一些糟粕的东西，关键就是保守和封闭的观念害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开放，向世界开放，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同时在交往过程当中不断地壮大我们自己。”
“《回望商帮》这本书是写的是历史，但写历史也是为了今天的洞察与借鉴。”梁小民在讲座的最后总结道，“通过对各个商帮发展、沿革、兴衰的介绍，我想读者们会体会到，中国文化中优秀的成分，如诚信等，对中国商业和商帮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保守与封闭的一面也严重阻碍了中国商业与商帮的发展。看了这本书，大家如果能有这些体会，我这本书就没有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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