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强众多的学术著作中,《<世说新语>通识》可以说是颇有特色的。在后记中,他坦言因为不是学术著作,所以就写得比较轻松。大概正是这种心境,才让此书脱颖而出,真有魏晋清谈之风。我用两天时间,读完全书,中间还穿插重读骆玉明的《世说新语精读》,两书都给我很大的阅读享受,当然,也有不同的审美感。
《<世说新语>通识》刘强著 中华书局出版
骆玉明先生,是我很喜欢的学者,我一直觉得他就是魏晋中人。他讲的魏晋文学,和《世说新语精读》,都深得我心。所以,看到刘强的《<世说新语>通识》,就感觉在骆玉明之后,再写这样的书籍,难度是很大的。但当我细读一遍之后,感觉两人对《世说新语》的解读,还是同中有异,刘强不愧研究《世说新语》多年,对文献的熟悉,自是一般人难及。而且,由于他的儒学造诣,使得他的解读,不乏新意。
刘强在后记中说,自己对《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的解读,“可能与前贤和时贤稍有不同”。这一点,正是此书的优点。比如,他对魏晋玄学的诠释,就颇有新意。他认为,魏晋玄学,不仅仅是老庄之学,“而是儒道互补、礼玄双修的‘辨异玄同’之学。”他这个观点可以说贯穿始终,也使得此书,某种程度上,后出转精,显示了自己深厚的学养,和识见。当然,书中“旁逸斜出”,讨论了我所深喜的陶渊明,而且篇幅不少。他说:“在我看来,陶公才是魏晋风度的集大成者。”
骆玉明的《世说新语精读》,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讲法,文字雅致,识见明达,才情过人,切合原著风格,是一部很好的入门读物。细分为十三讲,基本涵括了《世说新语》,比如,皇权与士权、名教与自然、情与兴、药及酒、自然的发现、清谈风习,这都是魏晋风度的核心内容,还讨论了士族的婚姻与家庭、雅量、女性的风采,及艺术与游戏中的生命等。以此卷精读,配原书,几乎就是珠联璧合。
刘强的《<世说新语>通识》,则具有很强的时代感,更适合年轻人阅读,一是用词,很新潮,包括电影用语,经常古今打通,让人有穿越之感;二是用新理论重新解读《世说新语》,比如叙述学。他提出《世说新语》的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叙事单位,成为了独特的“立体志人法”,倒颇新人耳目,也不无道理。在具体的章节安排上,他颇能理解读者的心,善于分类,和条分缕析,本来很费解的问题,经他的手,就非常清晰。这大概也是多年演讲的功夫。比如,他讲魏晋风度,就分了七节:容止之风、服药之风、饮酒之风、任诞之风、雅量之风、隐逸之风、艺术之风。
刘强兄是新儒家,某种意义上,是新儒家信徒。所以,他谈《论语》、儒家,难免代入感过强,且又成名过早,言谈之间,顾盼自雄,气势逼人。我一直奇怪,他怎么把儒家研究,和魏晋风度,结合在一起?不过,刘强兄不同于大陆的一般新儒家,他也是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儒家吧。所以,他的视野是开阔的。《<世说新语>通识》颇有打通古今,兼融中外之特色,很多表述,不乏后现代之风。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说起魏晋风度,可惜的是,当年的清谈,除了一些比较短小的保留在《世说新语》,长篇大论的辩论,基本都没有流传下来。有一次,孙盛与殷浩“共论”,二人都是当时的清谈名家,“善理义”。《世说新语》记载,“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这不仅可看出时间之长,也呈现了论辩之烈。最后甚至到达了激辩的程度,“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作者全用白描,令人如在现场,不胜向往。可惜,双方说了什么,也是一个字都没有。当年编撰者,或者参与者,为什么不把这些长篇清谈,甚至彻夜清谈的论辩双方文字,都写存下来呢?那样的话,我们也有《理想国》那样的论辩著作了。
1927年,鲁迅曾在广州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年四十六岁。这是一次著名的演讲,以后谈魏晋风度的学者,都难以逃过。后来朱光潜谈陶渊明,就被鲁迅严厉批评,相对于鲁迅,朱光潜的国学确实有点差。宗白华有数篇关于魏晋的论文,坊间影响颇大,我觉得都不如鲁迅的老辣到位。骆玉明、刘强讨论《世说新语》的著作中,都多次引用鲁迅的观点,多为赞同。可见英雄所见略同。谈论魏晋风度,恐怕也只有鲁迅、陈寅恪这样的世家子,更容易谈清楚。每个人的出身,还是会限制自己的视野,和对某些问题的理解。王瑶有关于中古的专著,其实,也就是鲁迅这个演讲的扩大版而已。骆玉明的《世说新语精读》,单看目录,就知道深受鲁迅这个演讲的巨大影响。
刘强是《世说新语》专家,多年致力于“世说学”,已经出版著作多部,对《世说新语》相关文献、研究史等极为谙熟,因此在此书中,专辟一章,“世说学”:经典的形成与影响,娓娓道来,看似清晰,却非有深厚学养者不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