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梅杰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专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以下简称《重写》）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著作一经问世，就以强烈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儿童文学史观点吸引了中国儿童文学领域研究者的注意。该书采用个人化的立场，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重写以儿童本位论为核心价值标准的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写》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当代的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也是编辑出版和文学研究之间良性互动的生动结果。梅杰编研结合的学术道路，既是对老一代出版人编著结合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给年轻一代的学者型编辑人才提供了可靠的借鉴思路和范式模板。作为一个文学编辑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生动案例，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编研结合”——编辑出版内容和学术研究方向动态融合

确立“编研结合”的学术探索道路，即在动态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不断开拓自己的学术研究的版图，有意识、有逻辑、有体系地积累相关研究领域的知识。“一方面是学术指导出版，另一方面是出版反哺学术”。既要以深厚扎实的学术研究能力指导具体的编辑策划工作，又要重视积累编辑出版过程中所接触到的第一手史料，培养将知识整合、联结与内化的能力，不断为后续的学术研究积累、准备。儿童文学是文学研究界相对忽视的领域，梅杰却能如此立意高远地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和儿童文学研究、出版关联起来，除了其作为学者本身具有“史”的眼光，和他作为编辑直接身处文学的生产现场也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2008年底开始，梅杰因工作原因进入童书出版领域，正式成为一名职业的儿童读物出版编辑，从而走上了从童书出版到儿童文学研究这条“光荣的荆棘路”。早在2005年，梅杰就在湖北黄梅籍儿童文学作家萧袤的推荐下，入职蒋风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2011年初，梅杰进入海豚出版社，开始从事童书出版工作。在海豚出版社工作期间，梅杰不仅推出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精品书系”，又策划或主编了大型儿童文学理论丛书“海豚学园”“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中国儿童文学大视野丛书”等系列。在童书出版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梅杰开始利用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经验开展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把审编当作学习过程，及时把自己对儿童文学有关学术问题的思考、探索理论化、系统化地通过学术论文总结整理出来。基于此，梅杰侧重于把中国儿童文学史放在现当代文学史的整体语境中进行解读，避免儿童文学史与既有的文学史之间产生“脱钩”的现象。首先体现在梅杰将中国儿童史分为八个时期，就诞生期（1917年-1927年）而言，其划定的重要标尺就是1917年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第一篇白话童话《小雨点》的发表，以及1920年中国重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的提出。其次，从中国儿童文学诞生到重建期的时间分期，梅杰也充分参考了现当代文学史的“十年”分期特点，即“在坚持儿童文学流变的客观史实的前提下，参考了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的特点”。

《重写》作为梅杰的第一本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主体部分是根据其受邀在各个大学举办儿童文学系列讲座所用的讲义整理出来的内容，所涉及的作家作品则是梅杰十几年童书出版工作中积累的素材、史料。《重写》虽然仅仅是份文学史纲要，但是在内容和细节上却处处体现了梅杰严谨治学的学者品性，因而呈现出优秀的史学作品特有的深度和广度。就其跨越的历史阶段而言，将儿童文学的起源追溯到了以神话、传说为民间文学形态的远古时期，直至新千年儿童文学进一步全面市场化由此进入有待观察的分化期；就其思想性的深度而言，梅杰在对儿童文学诞生期俞平伯的诗集《忆》考察时，发现《忆》只有儿童文学史价值，缺乏儿童文学史影响，从而敏锐地察觉到当时儿童诗在创作上的匮乏以及被忽略的遭遇给儿童文学诞生带来的重大缺陷。总之，不管是从学术研究到出版编辑，还是从出版编辑到学术研究，梅杰始终坚持将学术生命和出版工作融会贯通，编研结合之间既提高了其出版工作的学术高度，又因参与文学出版这一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而开阔了研究视野。

二、“编研分离”——正确处理编辑出版者和学术研究者两种身份

在具体的出版实践中，优秀的学术编辑在交叉身份即兼具出版家和研究者两种身份的处理方式上应做到“编研分离”。与“编研结合”的学术探索道路不同，“编研分离”强调的是编辑应明确区分自己的本职工作和研究工作。在坚守出版岗位和开展学术研究之间，编辑本职工作应在两者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从本职工作拓展开来进行的学术研究则是锦上添花。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界提出“编辑学者化”的口号。这一提法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之一，即强调的是编辑应该提高自身学科的专业知识水平能力，在出色完成出版工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感兴趣的课题。在编辑和学者关系问题上，梅杰在早年发表的《我是怎样走上学术之路的》这篇文章中，对自身定位为“业余学者，职业编辑”。

梅杰的儿童文学研究纯粹是建立在个人的学术兴趣之上，在专业性和稳定性方面都和学院派有所差异。首先，在专业性上，梅杰因为有过五年主持出版《丰子恺全集》的经历，对丰子恺的作品以及理论都有一个全方面的了解和认识。因此，梅杰认为以方卫平、陈伯吹等学院派学者在儿童文学史的表述中遮蔽了丰子恺“童心论”的历史价值，是儿童文学理论构建结构性的缺失。其次，在稳定性上，法国文艺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认为，“在认识作家这个职业的本质之前不要忘记一个作家，哪怕是最超脱的诗人，每天也得吃饭、睡觉”。因为缺乏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者所具备的稳定的科研环境，梅杰在研究过程中也遭遇过到诸多挑战。在《我的废名研究之路》中梅杰就谈到面对诸多现实问题，他的废名研究之路没有完全持续下去。相比于学院派学者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可以专心致志地潜心研究课题，梅杰的很多学术研究经历了一个拿起、放下、再拿起的过程，尽管断断续续，但依然持之以恒。梅杰的儿童文学研究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并将理论凝聚成《重写》一书出版，离不开他后来拥有了职业编辑的这项稳定的工作。出于内心地对编辑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及对出版岗位的坚守担当，梅杰的《重写》是将自己“业余学者，职业编辑”的定位躬行实践的最好证明。梅杰意识到自己不擅长从文艺理论的角度切入研究，为保持其非学院派研究的学术特色，他选择采取“泛”中取“专”的方式。梅杰在出版过程中搜集了无数的儿童文学创作，发现文学史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划分上存在分歧，而且存在部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在历史“经典化”的进程中被忽略的现象。为了在“泛”中取“专”，梅杰在坚持儿童本位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宽泛的“儿童文学”概念，也就是可以或适合给儿童阅读的作品。梅杰认为作为编辑注定是历史的“打捞者”，因此其重写儿童文学史的重要目的，就在于深入挖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遗漏”的重要的儿童本位作家作品，还原儿童文学在现当代文学史中应有的地位，从而提倡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梅杰的重写文学史并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和学院派的研究一脉相承的，很大程度是受到著名儿童文学研究学者刘绪源的启发和感召。《重写》以补充和完善刘绪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为己任，但诚如梅杰在书的后记中所述，“重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学术研究永远在路上”，后续不断补充和完善的“重写”实践，也将为儿童文学史“重返历史现场”提供可能性。

三、“编研共进”——在编辑和研究视角的转换中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编研共进”强调的是在“编研结合”的学术探索道路中应具备双重视野来指导具体的编辑工作和学术研究，在编辑和研究视域的转换中实现意想不到的突破。《重写》与其他书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梅杰以编辑特有的眼光看到了儿童文学出版与儿童文学史构建之间的紧密联系。

受西方后现代派的影响，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要研究理论“建构论”认为一切的历史都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建构的文化的产物，既可以解构，也可以重构。历史涉及的是过去时间发生的事情，人们对历史的描述必然会带有“不完整性、选择性和主观性”，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无意识的“建构”活动。因“编辑出版工作具有选择性和传播性它必将以自己的价值判断、经典标准，以及出版本身所具有的钩沉辑佚的传播性功能,从而不断重现历史、改写历史,并形成新的历史”，编辑的选择性使其出版过程已然成为了文学史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重写》倾向于用审慎的姿态，以学术著作的方式集中呈现历史的真相。梅杰策划出版的一系列儿童文学丛书，则更多是以作品的形式推进重写儿童文学史的进程。梅杰一直强调“无经典,不足以谈史”，编辑的选择性使它依据不同的经典标准建构的文学史会有截然不同的走向。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经典的标准也在不断改变，这也恰恰为后来的研究学者以新的经典标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供了契机。思想家梅光迪认为“历史是人类求不变价值的记录”，《重写》则以超功利的历史观、儿童本位的标准从百年儿童文学发展史中搜寻出中国儿童文学的精华部分。梅杰在《重写》中就说道，自己从事儿童文学出版以来，就“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台湾版“经典怀旧”系列丛书和“中国儿童文学大视野丛书”都是梅杰“为重写儿童文学史而做准备的出版规划”。在儿童文学出版与文学史的建构之间，梅杰既从出版规划的角度为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做准备，也将自己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的结晶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展现出来。

梅杰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结合童书出版实践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童书出版理念——“泛儿童文学”论。“泛儿童文学”论的提出主要和梅杰主编《丰子恺全集》的经历有关。梅杰在主持出版《丰子恺全集》的过程中，发现丰子恺不少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意图并不是“为儿童”。按照梅杰坚持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奠基人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为衡量儿童文学作品的标准，丰子恺的许多儿童文学创作并非有意识地表现儿童的思想或行为，不是标准的儿童本位的作品，却可以在共识、宽泛层面上划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因为纯粹的儿童本位的创作作品指认困难，泛儿童文学文本实际上起着沟通理论和实际的作用。当从研究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时，往往更能把握问题的本质。正如梅杰在《重写》中所言，“从理论上讲，儿童本位理论，是理想、应然的状态。一旦落入创作实践中，却极少有真正纯粹的儿童本位作品”。秉持独创性的“泛儿童文学”论出版理念指导图书出版，梅杰先后推出“大师童书系列”和“中国儿童文学大视野丛书”，经受住了图书市场的严峻考验，收获了大批读者的喜爱。在编辑和研究视角的转换中，出版经验在面对问题时产生的火花容易催生新的理念，新的理念又指导新的实践产生，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

在“编学相长”之间，梅杰继承了出版业中学者型编辑的传统，将研究方向始终和出版实践动态结合，注重历史与当下的交互，在现代文学和儿童文学领域都做出了特别的贡献。《重写》一书的出版不仅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资源，也是梅杰个人在学术和编辑相结合的充满荆棘道路上采撷的重要成果。在儿童本位论与泛儿童文学论的双重视域下，《重写》将儿童的思想和行为作为标准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进行了个人化的经典重塑，折射出梅杰作为童书编辑的人文关怀以及作为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历史理性。编辑身份赋予梅杰的儿童文学研究以独特的新质，因梅杰直接身处文学现场而具备了区别于学院派研究的“大视野”“大格局”，正是这种视野和格局使得《重写》敢于对传统的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理论进行反叛，从而用“新的理论”“新的认识”重新塑造符合当下时代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尺度标准的新“经典”，可以预见这种新经典的建构对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创作，乃至出版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