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为什么需要艺术?关于这个问题,或许有一本书能给你解答。
2020年10月,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上海大学教授、博导刘旭光的新作《艺术与真理》。这也是他继2018年出版的《欧洲近代艺术精神的起源》以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二本新著。
《艺术与真理》一书不仅清理了艺术与真理之间的种种纠葛,呈现了一部艺术精神史,更是想通过艺术这个小领域,观看和欣赏人类精神如何在对艺术之真理性的追问中,不断突破,不断前进,不断从传统与历史的各种既成的“真理”中走出来,去寻求新的“真理”。
12月25日,《艺术与真理》出版座谈会在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举行。包括作者刘旭光在内的多名学者,以及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编辑出席会议,围绕本书及其所探讨的问题展开了讨论。
对艺术真理性的探索,源于海德格尔的一个错误
座谈会现场,刘旭光首先介绍了《艺术与真理》一书的缘起。这本书源于他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对于海德格尔的研究。在研读海德格尔关于艺术作品的本源和真理的本质的文章时,刘旭光对艺术和审美的真理性问题产生了兴趣,但感到研究这一问题所需的庞大工程,他不敢轻易动手;同时,他发现海德格尔在阐释梵·高的作品《鞋》时出现了一个错误,而当时的他对于这个错误不知该如何回应。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形而上学和美学的关系,通过对西方形而上学史的重新梳理,他对形而上学和审美之间的关系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在这个认识中,他一直在思考: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真理性?如果有,它和西方的真理传统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结合?
而后在2008-2009年左右,他重拾海德格尔的这一错误,为此连续发表了三四篇论文。他认为,错误的原因在于海德格尔混淆了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和艺术作品的意义。继而刘旭光对此进行了集中的思考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这并不是海德格尔本身就能说清的一个问题,需要向上回溯:艺术真理性的问题是谁提出来的?想要做什么?以及这个问题在今天应该怎么看?在思考这一问题时,刘旭光进入美术学院工作,深入观察了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在旁观和反思中他意识到,艺术这个行为是需要辩护的,作为一门手艺它是技术性的,而同时我们又从美学的角度给予了艺术极高的地位和价值。如此一来,艺术真理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理性的关于艺术和真理之间的关联问题,最终观测到的是艺术这个行为本身在追求什么,它在美学上的终极价值应该如何去判定。因此,带着这样一个问题,他重新回到美学史和艺术史研究当中。
机缘巧合,2008年起刘旭光开始研究艺术史,花了七八年的事件对文艺复兴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做了深入的探索。在此基础上,他想把它与美学结合,把艺术还原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场域中,并融合艺术和审美的形而上学背景,以及他在工作中对艺术的感性认识。他认为,可以用艺术的真理性这样一个问题,把这些知识和他的思考感受汇集在一起。他希望借助历史考索可以看到,当人们认为艺术作品具有真理性,或者艺术作品是真理介于显现自身的一种方式的这种理论话语背后,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样的立场?同时,这种理论对于我们的具体的艺术鉴赏和审美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于是,围绕着海德格尔的这一公案,刘旭光认识到,艺术的真理性是20世纪美学的一个主导问题,它起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艺术与真理》一书中,他用了五章的篇幅对于近代及以前艺术与真理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
而从第六章开始,他着眼于近现代,提出在今天,艺术创作活动和艺术理论与真理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了,而原因似乎不是因为艺术需要真理。刘旭光解释说,在19世纪之前,当我们需要为艺术辩护的时候,艺术需要用真理性来证明自己有价值,从而成为人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可是自19世纪末期以来到今天,不是艺术需要真理,反过来是真理需要艺术作为自身在场的一种手段。刘旭光指出,在今天,艺术这个行为变成了关于创造、关于自由和关于个体精神的独立最后的一个依托或保证。尽管艺术离大众文化以及社会生产、消费文化越来越远,但是在观念上,艺术创造行为却离真理越来越近了。因此,在艺术真理性的归宿这一问题上,刘旭光得到了一个结论:今天,当我们身处于一个破碎的镜像时代中时,艺术本身所给出的这样一种创造性、自律性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一种理论预设,变成了我们对真理究竟应当去追寻什么的这样一次辩护或者确认的可能。历经2000余年文明史的发展和积淀,艺术的真理性问题还原到了我们今天对艺术的这样一个终极价值的确认:我们依然相信艺术是真理,是人类的创造精神和人类的自由意志借以呈现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
连接哲学、美学和艺术史思考,一部难得的跨学科著作
刘旭光详细阐述自己研究和写作《艺术与真理》的过程与心得体会之后,在场的专家学者也针对此书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评价。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陈军认为,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它使用了艺术的方式来阐述真理性,没有学院气,讲得饶有趣味;其次,该书旁征博引,对种种典故如数家珍,反映了作者深厚的跨学科知识背景,同时较为注意立足于艺术本体来研究;此外,陈军还肯定了刘旭光写作此书时的问题意识,“他虽然是用艺术的方式在讲,但始终在提问题”,用抽丝剥茧的方式层层深入,阐释到位;第四个特色则是辩证的思维方式,肯定和批评兼备。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郭亮则指出,刘旭光作为一名美学或文艺学背景的学者,尝试探索专业艺术史方面的思考,非常难得,因为美学或哲学和艺术史的交集并不多,这类著作也比较少见。他特别提到该书对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非常有趣,并从艺术史的专业角度对艺术和真理的关系进行了自己的阐述。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任华东对刘旭光的治学态度予以了肯定,他指出,刘旭光是一个能提真问题的学者,对待学术态度扎实,有的放矢,这在当代学术研究里难能可贵。他表示,艺术与真理的问题,是西方哲学美学史的核心线索之一,甚至是打开西方哲学美学的一把钥匙,而刘旭光在《艺术与真理》中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和扩展。对此,任华东评价说:“实际上就是西方的诗与哲的传统、诗与哲之争的探索,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当代,到20世纪,到海德格尔后,现在都没有结束。所以它不单单是一个西方哲学的问题,因为诗与哲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放大到一个人类的两种存在方式、两种思维方式、两种文化形态的一个争执。所以这本书虽然它的论题域是在西方,但是我觉得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西方的范围,具有人类普遍性的价值。”不过任华东也指出,该书讨论的艺术与真理基本还是局限在西方的,希望将来能够继续探讨在中国艺术发展或中国美学哲学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是怎么看待艺术和真理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峰对刘旭光近年的文章很熟悉,也时常与他交流。他提到,《艺术与真理》一书具备艺术观念史的历史视野,材料翔实,也有充分的理论思考,期待刘旭光未来能够自己创建起具有格外冲击力的理想主义美学的探索。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王云则向刘旭光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与哲学的理论文本所呈现的真理相比,艺术创作文本所呈现的真理究竟有何独特的价值?独特的关键在于不可取代。王云指出,如果创作文本所呈现的真理没有不可取代的价值,真理其实并不需要艺术,需要的是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第二,他提到了《艺术与真理》中的一句话:“对于艺术来说,如何把自己真理化,是它的头等大事。”这是刘旭光的观点,但在王云看来,真理并非总是能帮艺术的忙,历史上不乏真理给艺术帮了倒忙的例子。所以他认为,拥抱真理不是艺术的头等大事,如何拥抱真理才是头等大事,并希望刘旭光就真理损害艺术的情况多做考虑和阐述。第三,王云提出,西方哲学史上游双重真理论,一种是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另一种是唯心主义意义上的、神学意义的真理。他认为,刘旭光需要引入唯心主义意义上的真理的概念,在未来进一步地扩充完善自己的研究。
《艺术与真理》出版座谈会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和上海大学文学院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