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先期，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前祀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省牲器……”这是公元1368年的一场天坛祭天仪式，时隔600多年，这场祭天仪式的种种细节仍然有迹可循，翻开近日出版的点校本《五礼通考》，这一场仪式有着一千多字的记录，我们看到冬至这一天，南京明代天坛里奏起了《中和》之曲，一场隆重的仪式正在开启：陈设祭品、迎神、奠玉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整个仪式有着严密的流程。

清代成书的《五礼通考》被称为“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百科全书”，12月19日，中华书局年度好书评选现场，点校本《五礼通考》被多位文史专家点赞。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过常宝说：“清代的《五礼通考》是我国礼学名著，对中华礼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总结梳理，南京师范大学的两位学者此次能够整理点校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对我们的学术研究非常有益。”

从2004年开始点校到2020年正式出版，16年来，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方向东、王锷两位学者倾注心血所做的，就是让《五礼通考》这部重要的、沉甸甸的古籍“活起来”，为人们打开一座中华礼乐文明的资料宝库。

“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着几千年的礼乐文明，我们拿什么来证明呢？《五礼通考》就是一份文献证明。”方向东说。

为何清代的《五礼通考》到今天才出点校本

“难”——在记者向多位文史学者提出“为何清代的《五礼通考》到今天才出点校本”这个问题后，学者们都认为礼学古籍整理研究颇有难度。

“礼，一直在经部里是最难的。”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说。王锷则表示，全国研究礼学的学者只有数十人，到目前为止，通看过《五礼通考》这部书的人更少。

“《五礼通考》把先秦到清朝的礼仪制度‘一网打尽’，中华礼乐文明体现在哪里？就在这本书里记载着。”据王锷介绍，《五礼通考》是清代学者秦蕙田在钱大昕、戴震、王鸣盛等学者的帮助下，历时38年，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编纂完成的一部礼学总集，收录先秦至明代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演变，全书以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大类分类编排。这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曾被曾国藩评价“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

《五礼通考》正文262卷，字数多达600万字，这样的体量，一天看一万字的话，也要看上两年。从2004年开始，南京师范大学礼学专家方向东、王锷开始点校整理《五礼通考》，这项许多专家都“望而生畏”的事业，两位学者做了16年。

啃下《五礼通考》这根“硬骨头”有多难，从点校的三项工作里可见一斑。

第一项工作是为古籍加标点、分段。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事实上，一天点校一万字常常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古籍难读，礼书尤其难读”，王锷说，《五礼通考》中有一段文字涉及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他查阅对照了许多材料，花了一个星期，才把一百多字的古文断开。

第二项工作是校勘，改正底本的错误。这是一项给古籍“挑错”的工作。《五礼通考》有六个版本，此次整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同时利用味经窝本、乾隆本、光绪本进行对校，不断订正底本讹误，补缺改正，写校勘记说明依据。王锷说，“一部《五礼通考》里引到几百种古籍，我们能做的，是通过我们的工作尽量让这套书的错误降到最低。”

第三项工作是对《五礼通考》征引的《十三经注疏》《二十二史》《通典》《文献通考》等资料，进行核对，订正谬误。整理结束后，撰写整理前言，修正凡例，书尾附录有关序跋，为读者研读提供便利。这些工作还没完，在把成稿交给出版社后，再度修改、校对清样，又花了五六年时间。

“这部书，在没有点校之前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即使能看到，也要求有扎实的古汉语基础和礼学功底才能读懂。”王锷说，经过点校整理后，有一定古文基础和礼学知识的人就可以阅读了。

从深藏图书馆走向大众出版，一座沉睡的中华礼乐文明宝库，已被缓缓打开。

《五礼通考》点校出版有何现实意义

电视剧《芈月传》里有这样一句台词：“眼下我已经开始学三礼了”。这里的“三礼”指的是《仪礼》《周礼》《礼记》，它们被称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源头。但事实上，在芈月所在的时代，《礼记》尚未编纂完成，更不用说“三礼”的这个称呼，是东汉末年才出现的称谓。

“历史题材影视剧里的错误太多了。”方向东感叹。“比如古代的‘拱手礼’也有一定的仪式。平时行礼，男的要把左手抱在右手上，女的要把右手抱在左手上。迎接宾客时，进门时主人从右边走，客人从左边走，每到拐弯处都要行拱手礼。礼让对方先行，《仪礼》中的‘三揖、三让’说的就是这些仪式。这些细节，如果没有扎扎实实地去研究古代的文献，是很难理解到位的。”方向东说，《五礼通考》中记录了历朝历代各个时期的礼仪制度和礼节仪式，参考这套书，可以很好地避免一些错误。

王锷介绍，吉、凶、宾、军、嘉这五礼中，吉礼主要是祭祀典礼，宾礼是古代天子和诸侯接待宾客的礼节，军礼是军中仪礼。而嘉礼和凶礼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嘉礼主要指饮宴婚冠、节庆活动方面的礼仪。凶礼包括与凶丧有关的礼仪，还有与灾难有关的荒礼、救灾礼等。

系统整理研究《五礼通考》后，两位礼学学者对礼乐文明与当代生活产生了更多的思考。他们认为，礼仪仍然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只是有些礼仪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曲解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劝酒和劝食。

方向东说，古人制定礼仪考虑得非常细致，很多礼仪的形成是源于对人的心理的关照。“劝食”作为一种礼节行为，是因为古代物质匮乏，主人宴请时考虑到客人出于谦让、拘束等心理，会吃不饱，因而主人便礼貌性地劝酒、劝食，是关照他人心理的行为。但现在的劝酒在很多地方变成了“灌酒”的陋习，这就完全曲解了这种礼仪的本质，从关照、礼让他人变成了强迫他人。在古礼中，古人劝酒但不许喝醉后胡作非为，孔子也说“唯酒无量，不及乱”。

“搞古籍整理要不辜负古人、不辜负自己、不辜负读者。”方向东说，整理《五礼通考》对我们后人的一大启示是，应该更好地继承、延续我们的礼乐文明。

今天，我们该如何继承礼乐文明

“以前我们认为礼仪是‘繁文缛节’，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些礼制背后的文明。”方向东认为，古代很多仪式不只是形式，其背后有很多意义。礼乐文明的实质，是通过礼仪制度，用一些礼节仪式来贯彻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道德观念。不过，只讲形式的礼让也会出现副作用，会带来拘谨和束缚。方向东补充道。

方向东认为，除了我国，日本、韩国这些“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仍保留了许多古代礼仪，比如，韩国人每年大年三十还要祭祖，写长长的祭文，这就是《论语》中说的“慎终追远”，很多古礼，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

“古之所谓礼，其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王锷说，古代的礼，本指祭祀鬼神之事，随社会发展，礼的范围初步扩大，由祭祀之礼演化为人伦之各种规范，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各种典章制度，这些在《五礼通考》中都有收录。《五礼通考》对中国礼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天文、地理、历法、音乐等都纳入了“礼”的范围。

虽然《五礼通考》中的很多礼仪形式已经不适合今天的社会了，但方向东认为，礼的内涵并没有改变，比如“礼以变为敬”，礼让的深层次的内涵就是和谐和互相尊重。“今天，对于礼乐文明的传统，我们要创新性继承、创造性发展。”王锷认为，只讲形式而没有礼义的礼，行之不远，礼也要与时俱进，“礼，时为大”，就是这个意思。

“正因为整理了这一套书，我认为这是一套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创新型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作。”王锷说，《五礼通考》是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智囊，是一座中华礼乐文明的资料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