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莫言近作研讨会”举办

研讨会现场。主办方供图

“本土、现实、小说的回归——莫言近作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在莫言以前的小说中，家乡对于他来说并非一个回的地方，他是站在那里的。但是到了《晚熟的人》，可以说系统性地体现了一个姿态——他是从外面回去的，这与鲁迅式的回乡主题一脉相承，但莫言又写出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应红说，《晚熟的人》在莫言的创作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这部作品中有很多人物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因此许多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的亲切。“《晚熟的人》带来的，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讲故事的人。只不过这个讲故事的人现在不仅讲历史，也讲当下，而且在他讲的故事里非常有主体意识地把自己也作为一个人物放进了故事当中。”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潘凯雄回溯了八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他认为这样一种巨大的变化和莫言的《晚熟的人》巨大的变化，让我们把整个视线、整个观察问题的空间拉大拉长，就给我们不仅是对莫言个体的创作，其实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当下文学的研究和观察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视角。

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说道，自己在读莫言这个作品的时候，强烈感受到他的“诚”。《晚熟的人》里面有改造的自传性和传奇性，但又非常克制，以历史事件和童年经验为主干完成了对记忆的重组。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坦言，更喜欢莫言的短篇小说，她认为莫言的短篇小说拿得起放得下，从《斗士》《贼指花》等小说来看，故事变了，人也变了，讲法也变了，但是莫言没变。

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洱认为，小说的叙述人称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改变，从“我爷爷”变成了“诺奖之后的莫言”，这个变化导致他的小说叙述人称从复数到单数，小说从虚构到非虚构。第二个变化是小说的故事从传奇到日常，从天马行空到天地飞翔。第三个变化是从叙述来讲，他的小说从呐喊到彷徨，从热烈到安详。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忠认为，莫言通过不断地还乡书写，不断地激活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记忆和现实参照，他之前的小说从不规避乡村当中的各种问题、各种弊端，而到《晚熟的人》，他写了一个正在重构或者正在转型，当然也有一些新的希望的乡村。

“2020年有了《晚熟的人》，我们的文学就是丰年。”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说道，莫言是一个不随大流、坚持讲故事的人。“他从文本进入，认为小说集中的12篇作品，一篇一个样式，莫言作为小说家的创新能力，在文体上的自觉和有尊严感特别值得我们敬佩。”

《晚熟的人》，莫言，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