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理双彰：朱熹礼学思想探微》，殷慧著，中华书局2019年3月第一版，88.00元
宋代经学与理学的关系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历来颇受学者关注。传统的汉唐经学重视儒家经典的章句训诂，而从宋儒开始转向着力于阐发经典的义理，并由此形成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并没有脱离传统经典，而是在重新审视传统经典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和改造，建构了宋代以“四书”为核心的新经学。就经学与理学的关系言，经学是理学的基础，理学是经学的义理化，宋明理学可以说是中国经学发展的新形态和新阶段。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精通礼学的大家，其理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诠释礼学经典中形成的。殷慧的《礼理双彰：朱熹礼学思想探微》将这一问题放在宋代经学演变和理学发展的背景下，全面考察了朱熹礼学思想的内容及其特点，对宋代礼学与理学的关系等重要学术问题作了深入探索。
全书除了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论述了朱熹礼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学术环境以及朱熹个人经历。第二、三、四章在整个学术史和宋代社会史大背景中考察和分析朱熹的三《礼》学思想，力图挖掘朱熹三《礼》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可能的冲突和矛盾，展现了朱熹礼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建构的趋势，重点说明了其三《礼》学思想与理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沟通。第五章以朱熹重视祭祀为考察点，通过具体的礼学事件考察其礼学思想与南宋政治、社会的互动关系。第六章从学、理、用三个层面揭示了朱熹礼学思想的特点与主旨，将其概括为以《仪礼》为本的三《礼》观、注重礼意的考礼观、因时可行的制礼观。殷慧在全书中对朱熹晚年思想转型、《朱子家礼》的真伪、朱熹为何要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等学术问题作了有益的尝试，有助于解决学界多年的困惑。其中最为精彩也最令笔者称道的是，她通过比较朱熹中、晚年礼学观点的异同，来推定《家礼》的成书年代及其所反映的特点，为历来众说纷纭的《家礼》真伪问题贡献了独到见解。
本书是殷慧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朱熹礼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从2009年其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到2019年此书正式出版，正是“十年磨一剑”。作为儒家网2019年度评选的十大好书之一，可谓名至实归。细读此书，其特色与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宏观的学术视野。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其时代的烙印，我们不能孤立地只做某位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应该将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宏观的社会大背景之下，结合一时代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来进行具体研究。因而，我们在研究礼学家的思想时，“要有一种整体观照的情怀和态度”（姜广辉语）。殷慧正是在宏观的学术视野下，将朱熹的礼学思想置于宋代理学发展的大环境下，进行“整体观照”，而不只是仅就朱熹的礼学文本分析其思想，以避免就事论事的片面性。
如本书第二章就是将朱熹《周礼》学思想放在宋代《周礼》学讨论的大背景中进行审视，通过分析朱熹对王安石《周官新义》的批评和反思，与湖湘学胡宏《周礼》说的分歧，对永嘉学派《周礼》说的批评，揭示出朱熹《周礼》学思想与北宋、南宋礼学的关系：朱熹的《周礼》学思想既是对前人礼学的批判、继承和发扬，又是对同时代学者礼学的批驳、反思和吸收，还是他自己独立思想和主张的体现。又如，在第四章第二节，殷慧花了相当的篇幅，梳理了朱熹之前宋代以天理论礼思想的兴起，具体分析了从李觏、王安石重视制度层面的礼学建构，到周敦颐、张载、二程等着眼于道德哲学层面的礼学提升，揭示了“礼即理”的命题是北宋理学先驱在现实秩序和理论建构中有效结合起来的，解释了朱熹礼、理双彰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笔者以为，通过本书既能详细把握朱熹的礼学思想，又并非只能了解朱熹一人的礼学主张，而是可以提供给读者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窥探朱熹同时代乃至整个宋代礼学与理学发展与演进的面貌。
第二，强烈的问题意识。殷慧在本书绪论中明确交待了她的总体思考：宋儒是如何界定礼、理关系的？宋代理学家在建构理学体系时到底是怎样借用、沟通、整合礼学资源的？朱熹是如何被指为“礼”的代言人，而其实际上是试图实现礼理兼备的？全书的写作正是在一连串问题的导向下有为而发。殷慧深入总结、反思学界朱熹研究的现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抓住朱熹的礼学为研究突破口，试图探究清楚朱熹礼学思想的来源，考察朱熹礼学在社会影响下的局限性与超越性，以此回应学术史上长期讨论的“汉宋之争”“礼理之辨”的问题。全书是围绕朱熹关于礼、理关系的大问题进行论证的，其下又提出和解决一个个相互联系的小问题，环环相扣，体现了殷慧严密的逻辑思维。
朱熹论礼与理的关系是在北宋以天理论礼思想（主要是二程的天理观）的基础上进行扩展的。殷慧明白地指出朱熹在重新阐释和论证礼与理的关系时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仁的内涵以及礼的价值和本质到底是什么？天理又是如何超越或统摄仁、礼的内涵的？人性为何是天理？人心、人情与人性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与天理如何沟通？当然，她在本书的深入研究中一一给出了自己有效的解答。殷慧以为，在对礼的理解上，朱熹以理事、体用来释礼，可用“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来概括，强调礼兼备体用，沟通天人，是形上道理和形下人事的结合。朱熹既以“理”释礼，认为礼是天理之自然，体察到了礼的形上层面；又不以理易礼，礼是持守用力节文处，强调礼的形下的践履工夫层面。朱熹的仁学思想坚守仁礼合一、仁礼双彰，求仁就是礼的实现，分别来说：其一，仁是天理之统体，礼是天理之节文。其二，仁包含四德，当然也包括礼。其三，体仁很重要，履礼却是工夫之本。朱熹又认为求仁即礼的实现又需要主敬涵养的功夫。如此等等，均是殷慧在其强烈问题意识的指引下一步步精密论证而来。
第三，多角度的研究方法。本书最突出的学术价值在于为思想史的研究尝试了一种有效的学术范式，即不只是局限在某位思想家（研究对象）的文本及言论而研究其思想，要将某位思想家的思想放在更宏观、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从经史结合、学术史与社会史结合等多角度来整体理解思想家的思想。诚如殷慧所言：“将思想与社会、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多方面地考察朱熹的礼学思想及其形成，正是本书的创新及特色所在。”本书之所以采用多角度结合的研究方法，乃是基于反思学界传统思想史研究的僵化与不足。
以研究朱熹礼学思想为例，据殷慧分析其不足表现为：在研究范围上，大多就朱熹礼书文本来探究其思想，还停留在静态层面的观察，这固然有助于深入了解朱熹礼学思想，但缺乏对朱熹礼学思想发展历程动态的、整体性的认识；在研究视角上，大多仅就朱熹礼学言论而谈思想，不曾将朱熹礼学放置在社会大背景和个人面临冲突的政治、学术事件中进行全面观察。于是就导致不能全面把握和真正认识朱熹的礼学思想。在本书中，殷慧更多关注朱熹礼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尝试将文本分析与思想、社会、政治的互动结合起来，有助于解决一部分学术问题。如本书在考察朱熹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的缘由时，从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进行探讨，指出朱熹一方面在学术上反思和纠正宋代礼学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受现实政治中礼制主张难服众议的刺激，决心学礼编礼。又在第五章中，全面深入研究朱熹议论祧庙事件，挖掘事件背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纠葛，探究朱熹礼学思想中的守与失，说明了此事件与礼书修撰之间的关系。
本书大体保留了殷慧博士学位论文的原貌，在其正式出版前，《朱熹礼学思想研究》一文早就颇有影响，嘉惠学界。美国著名汉学家、思想史家田浩教授（HoytTillman）欣然为之作序推荐，由此可见一斑。十年来，殷慧一直沿着最初的学术方向勤勉耕耘，致力于宋明理学与经学的研究，先后主持《宋代礼学与理学研究》《汉宋礼学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了多篇有创见、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不忘时时为礼学研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礼学研究之艰难与深涩，为平常人所知却不为其所经历，“将礼学的探索持之一生”的理想与信念，支撑殷慧沿着研礼治学的道路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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