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和族群融合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始终影响着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其中，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和外来文明的入华融合是两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葛承雍先生《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五卷）正是相关重要学术成果的结集。全书分为《交流卷》《民族卷》《艺术卷》《宗教卷》《胡俑卷》，集中探讨汉唐时期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尤其是外来文明如何伴随胡人进入中原逐渐影响汉地的思想、文化、艺术、风俗。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五卷）收录相关论文近百篇。为撰著此书，葛承雍二十年来皓首穷经、孜孜矻矻，正如他在总序中所言：“我沉潜在史料的海洋里和考古文物堆中，通过文物、文字和古人灵魂对话，就是让今人知道历史上曾有一群人的生命散发出奇异的光彩。”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有宏观勾勒，也有具体探讨
7月10日，“丝绸之路学术出版座谈会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十几位业界专家聚集一堂、畅所欲言，充分肯定了该书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性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著名文物学家、考古学家孙机先生评价，《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既有“宏观的大写意”，又是“严谨的工笔画”。
座谈会现场
何为大写意？取材之广，研究之远。何谓之宏观，并不是在某一小而无用的地方剑走偏锋、走火入魔。何为工笔画，以小处见真章，发掘出资料背后隐藏的秘密。一张图，一句诗，一句词，一个字，只要是把握的有用信息，就要嚼透，此谓之严谨。
具体来讲，书中既有针对丝绸之路胡汉交流历史大势的宏观勾勒，又有针对胡人、胡物、胡俗深刻影响中华文明的具体探讨。比如，作者依据草原突厥、西域绿洲和中亚粟特的多方互动，结合考古发掘新成果和文物解读新收获，撰写了一系列原创性论文，考证了唐玄宗的中亚嫔妃曹野那姬，推测了崔莺莺与蒲州粟特人的渊源，区别了胡姬与吴姬的差异，对中古入华黑人、印度人、突厥人、契丹人、奚人等进行寻踪，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又如，在作者的研究中，从昭陵六骏源于突厥风俗到唐陵石人来源草原游牧民族，从贞顺皇后石椁上希腊化艺术到“醉拂菻”的希腊酒神在中国，从欧亚沐浴遗址到燃灯胡伎石刻，这些都印证了中华文化在隋唐时期的高度发展与外来文明是紧密相连的。
孙机表示，作者的这些研究虽然很具体，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均有重大突破，甚至很多问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
“纸上考古”不比田野考古轻松
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新潮在座谈会上指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运用了大量的这些年重要的考古发现，对一些老问题进行了新的梳理。“葛承雍先生所用的资料，大多是自己亲眼所见的。这跟过去通过文献研究不一样，每个细节他都进行观察，重要的遗址都进行了考察，观察了一些现代民族舞蹈包括现代马球等等。我觉得这些仔细的观察、认真研究和整体体会，使他的大作有很多独到之处。”
针对考古材料的使用，葛承雍在该书总序里透露，20多年来，他走访了海内外许多收藏有中国古代“胡”“蕃”等外来文物的考古单位和博物馆，记述和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石刻、陶俑、器物、壁画，闪现在他眼前和萦绕脑际的就是中古时期的胡人记忆。这些处于边缘的人物往往在历史记载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所幸考古文物印证了史书记录的胡人活动，呼应了诗赋中对胡人的描述，厘清了一些旧史轶闻中存在的疑团，生动地折射出胡汉相杂的历史面貌。”
葛承雍坦言：“尽管学界有些人嘲笑我是‘纸上考古’，但这其中的辛苦一点不比田野考古轻松，只有在破解疑难问题和写作论著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
在座谈会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詹长法先生也指出，葛承雍先生“不是考古学家，不参加考古发掘，往往是通过考古发掘后的第二手资料做出的研究，这更不容易。因为第一手资料别人已经写完发表了，还能从里面发掘出更深的东西。葛先生的这套著作，能够反映对问题的深度发掘，这就需要非常敏锐的思维和对历史的判定和判断。”
考古是先导，史学是基础，文学是羽翼
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历史系蔡鸿生教授这样评价葛承雍先生的研究：“他对新文物和旧文本所作的阐释，使研究对象更加物质化和更加精神化。”
而葛承雍先生在研究中亦始终强调：考古是先导，史学是基础，文学是羽翼。就是要充分利用考古新材料，运用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史学与文学资料，善于吸收文学表达方式，将问题研究清楚，表述明白。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晋宏逵表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完全不像传统意义上干巴巴的学术论文。“真是一种特别细致的对历史的描述、观察、透析，从非常巧妙的角度向大家展示出来。”
文字的典雅畅达，让《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具有极高的可读性。晋宏逵说：“他对于史料的掌握和尤其一些诗文的掌握，可以说特别熟练。讲到唐朝的一些社会风俗，比如讲酒的时候，讲葡萄酒、讲白酒，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能够用很常见的诗词表达得非常充分。我觉得这也是他行文当中的一个特点。”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小甫认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的出版，一方面适应了新时期社会的需要，同时也顺应了学术界的需求，对于丝绸之路要有更系统、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他在西北学者中，特别不轻易屈从于人说，往往是自成一说，别出心裁。读了他的东西让人眼睛一亮，创新是很难得的，他从不鹦鹉学舌，炒剩饭，他都有新见。”
葛承雍则表示：“史学创新不是刷新，它是人的灵魂深处呼出的新气息，是一种清新峻拔的精神脉络。对历史的烛照，为的是探寻现实，族群间和民族间互助互利才是王道，告诉人们和平安定的盛世社会是有迹可循的。”于他而言，书写胡汉历史就是书写我们民族的心灵史。期待读者读完全书，犹如“呼吸到文明十字路口里的风，感受到一种阔大不羁的胡风蕃俗混合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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