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夏晓虹、吴令华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版，49.80元。
友人周运为了扩充学术史料的搜索范围，近几年来一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研读各类民国报章，其间陆续发现不少西夏学家王静如（1903-1990）的佚文和史料，均交我做整理和研究。周运发现的这些佚文和史料，都是现在研究西夏学历史和王静如生平的人未曾使用过的，我曾陆续披露过其中的一部分，现在再从里面挑出两种做一温故的工作。
《北平日报》1948年4月20日第3版“太平花”副刊“每日一人”专栏刊有笔名“双槿”者写的一篇《王静如通古语文》（专栏文章编号93）。据周运说，“双槿”就是“太平花”主编傅芸子（1902-1948）的笔名，因为在傅芸子去世（1948年11月10日）的第二天，《北平日报》11月11日这一期出有纪念专刊，中有署名“冷”者所作挽辞二首，辞中有“快雪时晴意想佳，忽闻双槿陨天涯”之句，后注“双槿，先生笔名”。下面就把这篇《王静如通古语文》整理出来，凡是其中出现的明显错误，如“大宗的宗子”（大宗的卷子）、“Ttein”（Stein）、“《西夏译莲华语考释》”（《西夏译莲华经考释》）、“《西夏国语略说》”（《西夏国书略说》）等，均径改而不再做特别的说明。其他可能属于原稿本身就有的错误，比如把王静如的老家河北省深泽县说成深县，则保留原样不变。
自光绪二十六年，甘肃敦煌千佛洞佛龛坍塌六朝古卷子出现以来，过了几年大宗的卷子都被英人斯坦因（Aurel Stein）、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携往欧洲，各人均近万卷。除了汉籍之外，还有梵文、回纥文、波斯语、于阗语、大月支语、西夏语、窣利语等古代中央亚细亚语言资料甚多。此种发见品，固不仅在吾国学术上发生极大的影响，即世界的学术，也因之受它的波动，盖内中有一部分材料乃充分表现古代中央亚细亚大陆的文化交流及融合也。东西学者对于此种古中亚语文致力研究的颇不乏人。如西方的伯希和，东方的羽田亨两氏都是世界有名的权威，我国学者对于中亚语文虽不如东西人研究之盛，可是也有杰出的人材，足为国人张目，只惜研究的范围有限，就中则以西夏文的研究，最有成绩。专门学人，以前有故罗振玉先生之子福成福苌二氏，福成有《西夏译莲华经考释》一卷，福苌有《西夏国书略说》等，都是精心杰作，可惜英年早逝，未竟厥功。现在只有王静如先生为西夏文研究专家。
王静如先生，原名振宇，现以字行，河北深县人。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又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专治古中亚语文，为伯希和得意弟子。归国后曾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他对于西夏文最有研究，孤踪远迈，造诣独深。所著《西夏研究》三辑，尤称世界学术名著，陈寅恪先生最推崇此书。十余年以来，他仍孜孜研讨不息，现在除担任中法大学史学系主任外，兼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员。他的研究工作，最近有西夏文字典之辑，搜集语汇很多，将来又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比较俄人科资罗夫（K.Kozloff）在西夏黑城故址发见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字典）所收语汇当必更为丰富而便于探讨的了。他又通吐火罗语，主张吐火罗并非大夏，照着这个论点出发，正写一篇论文，也是他研究古中亚语文的一个辉煌业绩。
关于吐火罗问题，至今我们只知道王静如在民国时期发表过三篇论文（中文两篇，英文一篇），还翻译过德国学者西额（EmilSieg，1866-1951）写的《论吐火罗语存在之真实性》（《研究与进步》第1卷第2期，1939年7月，第15-19页）。傅文提到的王静如正在撰写的有关吐火罗问题的论文，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在上述三篇论文（发表于1943年到1947年之间）之后撰写的一篇新作。在他最早发表的《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署名“王斐烈”，《中德学志》第5卷第1、2期合刊，1943年5月，第217-277页）中，王静如是明确主张“吐火罗=大夏”的，可能到了傅芸子写文章的时候，他的观点有了变化。
本文要介绍的第二种材料是王静如为悼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储皖峰（字逸庵，安徽潜山人，1896-1942）写的《纪念逸庵兄》，原载北平《经世日报》1947年2月6日第3版“储皖峰教授纪念专刊”（清华研究院同学会主编）。据友人宋希於相告，《纪念逸庵兄》这篇文章在夏晓红《温厚情谊薪火相传——〈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缘起》一文中曾有提及，但没有收进她与吴令华合编的《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一版），至今似仍未见到完整录文的刊布，所以为保存史料计，还是有必要重刊一下。
七七抗战军兴，储逸庵（皖峰）兄、刘盼遂兄、陆侃如兄嫂诸学友及余，留教旧都。盼遂侃如居西郊，来往较难。惟逸庵与余以教学之便，过从甚密，未几，侯芸圻（堮）兄衔命北来，三人乃得时相聚谈。每论伪方文教，逸庵辄愤激难以终训。后以便于计事，三人常作小游。然天下不如意事，常居七八，逸庵必以宽容忍让之心情，在团团脸上，表现出原恕的微笑，但同时光亮的前额，亦常横刻一条烦恼的皱纹。他曾忍尽了沦陷区被压迫的一切苦痛，尝尽了世态炎凉，在重重高压、百般刺激之下，鼓励学子南行，诱导学生抗敌，并且还完成了几部伟大旳著作，写出许多文稿。真是个宽厚忠恕的君子，勤奋治学、诲人不倦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卓绝爱国的斗士。
太平洋战起，余困于西郊，芸圻仓皇南定。逸庵念余或有不测，辄使人探询。匝月入城相见，则已卧病床上。惊问何以至此，则喟然叹息不语；久之，方言病足。继复询近况及芸圻南行消息，余均详告勿念。因涉及昔日三人共游谈趣，彼忽若有所思，旋告余曰：“吾三人其松竹梅乎？”余问其胡以此相拟？则曰：“君，北人，松也。芸圻竹，余则梅也。”余乃请曰：“二兄长余。如此，岂非梅竹松乎？且兄号护海棠花传，己亦为花，何以护花？”逸庵辩曰：“梅居三，非其幼也。且吾爱花，松竹则否。似不必泥于世俗。梅开冬春，棠开春夏，更合唱随之道。此理亦通。”余方悟其意，盖志不忘也。后复嘱余曰：“吾友卢君画梅一幅甚佳，请询其能否割爱？”余诺之。未几病大减，方庆又可谈心，奈不数日即以仙逝闻，呜呼痛哉！
除了民国报章上这些亟待搜集和整理的王静如相关史料外，我手上还有不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散出来的与王静如有关的内部参考材料、论文油印本（比如《王静如文集》未收的《关于苗族来源问题》）以及他本人填写的表格和文件。这些资料除了有助于重建他晚期经历之外，还反映出他鲜明的个性。比如在民族研究工作科学讨论会会议秘书处编印的某“汇编”（1958年7曰8日）里，记录了某人列出的王静如的“五条罪状”。其中一条讲到1955年费孝通和王静如到贵州搞民族识别工作，地方上用小汽车招待他们参观了黄果树瀑布：“回来后，有人问到王的观感，王说：‘没有什么，比着美国的×××瀑布差得远。’在王先生的眼里我们祖国的名胜比到美国的就是这么廉价。”平心而论，黄果树瀑布当然比不过美国的×××瀑布（应指尼亚加拉瀑布），比起非洲兄弟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那条魔鬼级别的维多利亚瀑布，更是“差得远”。王静如说的都是大实话，只是在那个时代能够这么大剌剌地直说出来，胆子也是真够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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