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皮国立著，中华书局2019年6月第一版，58.00元
无论2003年的“非典”还是现下的“新冠”，当西医对新型传染病束手无策时，人们自然会想到从中医中寻求另一种对抗疫病的方法。与此同时，围绕中医防疫是正道抑或伪科学的争论也会甚嚣尘上，以致有人戏称，如果要让一个微信群起内讧，最好的话题就是中医防疫。到底该如何认识中医防疫，皮国立教授《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一书提供了几个有价值的思考方向。
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被认为是细菌学的年代。细菌学的问世给人类带来了对抗疾病的前所未有的希望，西医在世界范围内的正统地位随之确立，相反，中医则被定位为“不懂细菌学”，被排斥在卫生体制之外。对细菌学的信仰导致以往的研究几乎是将中医“不懂细菌学”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判定，而未加以必要的反思。该书从多个层面呈现出近代中医抗菌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指出与细菌学的对话是中医发展至今的精髓所在。
中医史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是立足于中医自身的“内史”研究，研究者往往是中医从业者；一是立足于中医所处社会的“外史”研究，研究者往往是历史学者。作者主张打通二者之间的界限。一方面，与一般的“内史”研究不同，作者并未将中医看作一种本质性的存在，而是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审视之。他指出，不断阅读、诠释经典是中医知识生产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表面会固化思维，但实际却是动态的，即对经典的再诠释会随着所处时代及相应问题与需要的变化而变化。近代中医在对经典的阅读、诠释中会不自觉地与细菌学对话，从而形成抗菌的知识与方法。另一方面，与一般的“外史”研究不同，作者认为中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内在知识体系上，或近代中医知识体系的转变是以传统中医为基础与根据的。中医两大传统流派“伤寒论”与“温病学说”在发轫之初均针对“外感热病”，即广义的传染病。这一传统如果缺失，那么抗菌的知识与方法就不会形成。
从该书的论述可以看出，目前关于近代中医发展史的认识夸大了中西医之间基于科学与否的对立或存在“中西医冲突”的刻板印象。西医传入中国之初，中西医之间颇能交汇、融合。尽管细菌学的权威建立后，中西医呈论争之势，但论争的形式更多仍体现中西医之间的交融，而非对立。一般上认为，中医的核心理论——“气论”与细菌学是相悖的。然而，近代中医在坚持“气论”的同时并不排斥细菌学，而是强调“菌在气中”，简单讲，即细菌、病毒无法脱离空气、季节、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而单独导致疾病发生，从而促成中医气论与西医细菌学之间的汇通。
作为与现代西医同台竞技过的传统医学，中医为反思科技“进步”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这一点在该书的论述中有充分体现。近代中医对细菌学的质疑主要在于其将关注点全然放在由实验认定之病菌上，忽略了由症状反映出来的病人本身的身体变化，舍本逐末，甚至，将人体视为“器物（试验管）”。而且，科学实验是有局限性的，如1918年全球大流感中，由于实验仪器不够精密，当时得出唯一病原体是“普淮斐氏菌”的结论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对照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学界对细菌学兴起的“进步”背后实际是医疗对象由病人变成病菌，也即病人主体性消失及医病关系不对等的反思，近代中医对细菌学的质疑一定程度上具有超前意义。
该书的一大亮点是探讨了知识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结，即中医抗菌的理论与技术如何赢得病人或融入日常生活。作者指出，以细菌学为主导的公共卫生机制其实就是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将在实验室生产的知识推广到日常生活中。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发生了“异化”：其一，由于国家效能低下，公共卫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是对个人卫生的强调，或更多靠个人的力量来对抗传染病；其二，由于缺乏实验室医学的支撑，在日常生活中，细菌学基本停留在杀菌、消毒与阻断传染等笼统的概念上，与分辨细菌种类及其传播途径的专业知识相去甚远。这两个“异化”为中医实用性的持续提供了条件与可能。在理论层面，对个人而言，细菌学并无实际的指导意义。相反，中医“气论”将疫病的发生定义为个人行为与空气、季节等环境因素之间的因果对应，也即“气”是身体对空气、季节等的感知，是可以被观察与推测的，从而给出个人对抗传染病的基本思路。在技术层面，传统中医知识体系不乏杀菌、消毒与阻断传染等概念，以此为基础与根据，近代中医整理出诸如雄黄、苍术、贯众、藿香、蒜、硃砂等防疫药物，但在当时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经验来看，由国家主导对中医防疫药物进行科学实验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总之，用该书序言作者余新忠教授的话来讲，所谓中医“不懂细菌学”“反科学”更多是一种“想象”，而非“真实”。同时，皮国立教授在《自序》中写道：“除了历史知识外，期待读者也能省思现代中医的发展与定位，不是为了与西医争胜，而在于治病济世，造福全人类。”尽管占据着知识甚至话语体系的中心位置，但在“造福全人类”的目的下，科学终究只是手段，以科学与否来评判中医，否认其“治病济世”的价值，显然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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