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出版亦有年头，但绝对没有想到忽地到了被人约写总结和回忆的辰光，乍听时五味杂陈，恨早年贪、后来痴，于是今日嗔；已而想到白头宫女都是闲说玄宗消永日，避“疫”家中，回忆遣闷，倒也不错，就欣然允诺，来谈谈出版书信和日记的一点心得和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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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过程是选择。每个成熟的出版人都有自己出版内容的选择视域，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因选择不同，小小的出版界才色彩缤纷。我做出版或者主持出版工作，也有一点选择的方向，总体来说就是努力争取出版一些人文社科领域中的史料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具有第一手资料特性，出版后能为研究者或者后来人提供历史还原的材料。很多研究者观点先行，或者主观臆断代替论从史出，原因很多，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哪些东西属于史料性的东西呢？按照资料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大类，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史料性的东西如果还保存着，通常也都有文献价值，哪些保存下来的日记、书信，研究者追逐，拍卖行也在追逐。还原一段事实，廓清一段是非，了解一个人，我以为阅读当事人的读书笔记、日记、自述文字和往来的书信，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说出版的过程是选择，那么出版的本质就是传承，出版这些东西就把第一手资料传承下去了，后来的人会根据这些史料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保护隐私的角度去看，有些人会认为出版书信和日记之类是不妥的，其实这因人因事而异，不能一概而论。隐私和机密的天敌是时间，今天出版过去的书信和日记也就无泄露隐私一说了，如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郑板桥的《板桥家书》。有人写书信的时候就很坦荡，随时准备出版，如鲁迅在世时就把自己与许广平谈恋爱时候写的《两地书》重抄了一遍，然后出版了，出版的是手写本还不是排印本，出版的是恋爱日记还不是一般日记，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挺惊世骇俗的。还有，当这个人的日记或者书信曾引起较大的社会争议，甚至形成了历史公案的时候，这个人的书信可能就不是仅仅关乎自己了，只有公开出版才能解开历史谜团，比如舒芜和胡风的往来书信就有这样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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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舒芜先生去世，随着胡风事件的当事人都离开了人世，很多人都希望能结集出版舒芜和胡风的往来书信，这里既有偏心舒芜的，也有亲近胡风的，还有一般研究者想看看胡风和舒芜在书信中到底说了什么，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9月，我联系上舒芜的女儿方竹女士，我记得是在皂君庙的社科院专家楼里，那里是舒芜生前的住处，我们在那里碰头，谈了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和合同细节。不久，就推出这本《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其实舒芜致胡风的书信原件还是保存在胡风家属那里，舒芜在《新文学史料》发表这些书信时作了一个说明，说这些书信是由梅志先生复印给他的。他们两家是通过中间环节，交换了自己家收藏的对方的书信。
根据舒芜的说明，后来似乎是在一次上海鲁迅纪念馆主办的鲁迅研讨会上，我和张晓风女士也取得了联系，我说明了前面一本《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是我策划和担任责任编辑的，我问她是不是可以把胡风给舒芜的书信也一起给我，争取一起出版，让读者可以对照来看，张晓风女士慨然同意，于是又编辑出版了《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
出版这两本书还是有不少心得，个人觉得，作为后辈出版者，尤其要有出版人的公允心态，千万不要卷入争执中去。出版这两位前辈的书信，就是为了呈现资料，让关心的人对照着去读，好好研究，除此我没有其他任何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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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出版的过程中，编辑的作用就是让自己的出版物更加方便读者阅读。舒芜写给胡风145封书信该怎么呈现？作为编辑，我在认真通读了书信后，根据书信中的发信地址（这个地址也正好是作者按照时间变化而有的空间变化），将这些书信分为五大类，即“第一部分均是从重庆南温泉发至重庆赖家桥”“第二部分主要是从江津白沙发至重庆赖家桥”“第三部分主要是从江津白沙发至上海”“第四部分主要是从徐州发至上海”“第五部分主要是从南宁发至上海”。这样分类就方便了读者阅读，同时我在书稿一两处作了一下编者注。胡风致舒芜一共111封信，张晓风老师曾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过，并且他们兄妹三人做了比较详细的辑注，书稿中缺少的和不能辨识的都作了处理，整体来说都齐清定了。
编辑过程中，也留下了些许遗憾。这里岔开说一句，其实图书出版就是一个时时会有遗憾的手艺人工作。每次拿到新的快样书，心惊肉跳，既高兴又害怕，或者有错讹字，或者是图片色彩不满意，总之，编辑很少会对自己负责的书稿百分之百满意，总会觉得正文可以看得更仔细一点，版式可以调整得更好看一点。
这两本书信全编，共同的遗憾是都没有见到原稿，我们编排都是按照作者家属提供的《新文学史料》上的发表件做底稿。《新文学史料》的编辑在刊发前固然会仔细核实原文，但从我这里来说，我还是没有见到原稿，把核实原稿这个重要的一环交给了其他刊物编辑，这是很遗憾的。这里有客观原因，当时我在上海，京城遥远，没有今天便捷的交通，来一次不易；也有主观原因，其实主要是主观原因，就是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自己希望对照手稿原件来审稿，生怕作者家属说我不信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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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遗憾再说内疚，这两部书稿也都有内疚的地方。在编辑《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时，在和作者家属谅解的前提下我对其中一两处作了个别改动。主要是舒芜先生在作注时，对其中个人认为是破坏阿垅夫妻关系的人，比较直接地说出这个是某某，考虑到老作家还在世，加上当时只是猜测，所以把这个名字用“××”代替了。很多年过去了，都不知道自己这样处理别人的书稿对不对，总是会为此有些许内疚。在编辑《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时，组稿后，我岗位调整，这本书是委托同事做责任编辑的，虽然我做本书稿的三审，但对于成书后书稿中当年被《人民日报》引用过的语句全部排成黑体字，记得当时踌躇了好久的，最后还是这样排了，为此是略感内疚的。书稿中哪一句重要，其实完全可以让读者自己去看，加粗、标黑等都是先入为主的做法，完全可以在某句话下面加注，说明这一句曾被某报某刊引用就可以了。
这两本书出版，于研究者来说，就有了当时胡风和舒芜彼此交流的第一手资料，把特定历史时期确实掀起过惊涛骇浪的书信结集出版，也算是保存了史料吧。后来，在张晓风女士的推荐下，我还联系了陈沛老师，继续策划了《阿垅致胡风书信全编》等。但因为今天对这一段历史知道得不多，图书市场太小，也因为出版方向的调整，当代书信这一板块这几年也就越做越少了。
除了书信，对于具有史料价值的日记，我也策划和做了一些。比如何正璜著《西北考察日记》、“夏衍日记”等也由同事在2015年编辑出版。关于日记的出版，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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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和日记都保管在自己手上或者后人手上，因为历史的变迁，所以也会担心会不会出现“审时度势”后顺手就改了的地方。今天就有不少人写文章，指出某某专家学者的书信、日记有改动。作为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也是最担心这些。比如见不到原稿，只有家属提供的电子稿，你就只有相信家属了。出版这些具有私人收藏性质的东西，一般底稿都在家属手上，外面也不一定发表，编辑审稿时根本无法核对，作为出版者还是很担心出现错误的。
今天的这些忧心忡忡，其实自古就有之。古代的图书传承其实也是面临这些问题，高贵如皇帝的实录，重要如一姓的家谱，都有被后人不断篡改的，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史书上的记载，一个是听来的故事。
先说皇帝实录被篡改。明太祖的《太祖实录》传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明成祖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地篡改《太祖实录》，太祖后宫到底谁是皇后谁是妃子，后世扑朔迷离，全是因为朱棣的胡乱改动。由于生母问题关系到朱棣是不是嫡出，关系到其皇位是不是合法的问题，所以他到南京赶走建文帝后，第一件事就是查阅内府文件，然后命令解缙等编阅这些文件，“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语言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明史·王艮传》）。他这一弄，特别是将私人著作中有违碍的内容也全部焚毁，并悬为厉禁，导致当时就不再有钦定“史料”之外的其他异议了。关于明成祖的生母至今还是有五说，很多专家考证认为，朱棣生母并不是他自己说的高皇后，生母可能是碽妃，估计高皇后无子，朱棣为高皇后所养。你看，因为篡改了实录，历史学家争议了700多年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结论。
再说一下这个听来的故事，是听流沙河老先生讲的。大概是2016年底前后，我到沙老府上，谈了几句正事就结束了，然后先生就开始摆龙门阵。我们说到余姓，他问我所属这一支余姓的郡望在哪儿，我说似乎看到家谱上说是江苏下邳。沙老说他这一支余姓也是从江苏迁来的，他和他弟弟刚从江苏泰州回来，因为当年留下来的一句方言“军王”，他在那里辗转找到了余家湾余氏祖地。流沙河老先生以前在其作品的“作者简介”中，都是写：“原名余勋坦，蒙古族”。那次他苦笑着说，什么蒙古族，搞错了。为什么会错呢？沙河老继续说，我们这支余姓是在明代来填四川的，来到金堂后，并没有带家谱来，加上四川的余姓中有很多是成吉思汗后裔，即铁木健的那支“铁”改“余”，他说他的祖先为了攀附当时青神县那支比较有权有势的余姓，就把那家余姓人的家谱谱头拿来抄了，然后再安上自己这一支，后人看到家谱就真以为自己是蒙古族后裔了。
有时候编辑是想留下真正的史料，可人生有时不遂愿，是不是真正的史料还需要专家学者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前几天我和一位教授聊出版某一史料时，我还在说希望编辑出版的东西能滋养别人，有心的人根据这些史料还可以写出新的文章来，这才是真正的史料出版，才是嘉惠学林的出版。作为出版人，虽觉力有不逮，愿勉力为之。
《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
胡风著
晓风辑注
中华书局
2014年1月
《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收录了胡风1944年至1950年几年中写给舒芜的全部书信，合计111封，通信内容大多谈论如何致力于新文学的种种实绩，间或涉及个人生活琐事。此111封书信由胡风女儿张晓风整理和辑注，是现当代文学史料中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此书的出版，对于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胡风和舒芜的关系，特别是舒芜“交信”导致的胡风事件，具有第一手资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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