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徐俊走上国家图书馆的讲坛，开讲“国史是怎样炼成的”；10月1日，又登上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群众游行的彩车，他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这一年，徐俊仍然四处奔波，与学者沟通书稿选题，与读者分享读书之乐，不失出版人本色；稍有闲暇，徐俊就回到书斋，一字一句地修订自己的成名作《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着手整理自己以中华书局局史为主题的文集《翠微却顾集》，学者是他的底色。
进入中华书局36年多，古籍出版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徐俊都是亲历者。1990年代末，中华书局遭遇挫折，一些同事离开。2000年12月26日，徐俊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报到。2003年，上级到中华书局考察干部，尽管已经离开书局两年多，但员工们还是把徐俊的名字写在了他们的推荐表上。徐俊回来了，他对出版有感情，对中华书局有感情。
2012年，徐俊从总编辑的岗位上改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成为这家百年老社的掌门人。近十年来，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程、《中华大藏经续编》等重大项目稳步推进，“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新编诸子集成续编”等传统文化基本书日渐充实，中华书局的品牌影响力、市场影响力都渐入佳境。徐俊将之归因于大环境对传统文化需求的推动，归因于民间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归因于书局员工的内生力。唯独没提他自己。他只是说：“现在想想，还是回来好。在文学所，无非是多写一两本书，很难比过去写得更好。而在中华书局，有更多为学术、为社会服务的机会。”
“基本书”理念
“中华书局不是一个畅销书出版社，而是一个以常销书为主体的出版社。我们不是靠一种超级畅销书一下子卖几百万册，而是希望有几百种书，每种书每年都有几万册的销量。”十几年前，徐俊提出了“基本书”的理念——他把那些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宗教等各个传统人文学科必备的古籍称作基本书，“有很多小书，销量不大，连古籍年度补贴都拿不到，一般出版社是不出的，但如果它们是各学科绕不过去的基本书，中华书局就会整理出版”。
在基本书理念引导下，中华书局判断一种古籍是否应该出版，不是以短期的市场销量为标准，而是要以学科建设的长期需要来衡量，以产品体系建设为目标。孤立地看，有些书可能市场价值有限，但当这些书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时候，每一种书都不可或缺。
徐俊把中华书局定义为一个“积累型”的出版社。“跟一些非专业出版机构不同，中华书局的动销品种数量大，产品结构相对完善，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版’产品体系。”徐俊说，近些年基本书的理念已经从古籍延展到了传统文化的大众普及图书，“大众普及图书尤其是经典文本读物也要成规模、成体系，这意味着不仅《论语》要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老子》《孟子》《周易》《孙子兵法》等经典古籍也都要有与《论语译注》同样标准、水平的普及读本”。
最典型的，是被简称为“三全本”的“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是目前中华书局年销售量最大的丛书，目前已经出版近百个品种。“‘三全本’选的一些书有些其实是很偏的，普通读者可能连书名都没听过。但只要是传统文化不同门类里比较重要的书，我们就有责任以全本、全注、全译的形式整理出版。”在徐俊看来，传统文化的面向非常丰富，通过这些基本书，读者可以更好地、便捷地了解传统文化的全貌。
检视中华书局近年来的书目，会发现，其古籍整理板块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徐俊所说的传统文化大众读本体系也已初步建立起来。可以说，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华书局作为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出版第一重镇的地位愈益得到了巩固。若干年之后，学界和读者将发现，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的那些必读书，从十三经到先秦诸子，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文学家别集……通行版本都得到了更新和升级。这一切，我们首先要放在国家日益重视传统文化、大力支持古籍整理的大背景下来看，没有国家的支持，传统文化和古籍图书的出版不可能走上发展的快车道。“这是古籍出版的一个新时代，赶上这个时代，是古籍出版人的幸运。”徐俊说。而另一方面，事在人为，中华书局自身（当然还有很多兄弟出版社）的努力有目共睹。
不能丢了学术
构建“中华版”产品体系，体现在古籍图书板块，同样体现在学术图书领域。
“在我们明确要做产品体系建设的时候，特别希望每一位编辑做的书都不是一次性的投入。”让徐俊欣慰的是，中华书局每年出版的700多种新书，不管是古籍图书，还是学术图书，绝大部分能够融入这个产品体系，成为常销书，不断重印。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此前大规模压缩补贴书出版有着密切关系。
“要不要出补贴书？这件事我们考量了很久。”徐俊算了一笔账，一个编辑一年费很大劲儿，能做出三五本补贴书，来自作者的补贴不过几万块钱，“大部分一般补贴书，基本不可能重印，往往既无社会影响，也无经济效益，有些还有质量问题。一个书号，一个编辑的投入，都是一次性的，不能形成累积效益，不能为我们长期致力的产品线建设添砖加瓦，为什么还要出这些书？”
所以除了《古文字研究》《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等少数内容质量高、学术影响大的集刊，一度汇集在中华的十多种集刊和其他各式各样的补贴书，大都停掉了。可问题随之而来。
“有那么三五年时间，学术界离我们远了。那段时间，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术著作，大多是里程碑式的学者的文集，像《顾颉刚全集》《王力全集》《唐长孺文集》《张政烺文集》，再下一代的学者的书出少了，中青年学者的书不出了。学者们知道中华书局不出他的书，开学术会议都不找我们的编辑。”徐俊说，控制补贴书出版，从表面上看确实节省了人力、提高了质量，但造成的结果却是出版社和学术界无法形成互动。
“老中华有一个说法：要争取出一流学者的第一本书。为什么很多老先生对中华有感情？因为他的第一本书是在中华出版的。如果我们把一般学术著作出版都卡掉了，未来的学者，对中华就没感情。”几经探索，徐俊和他的团队意识到，在学术著作的资助出版逐渐成为惯例的今天，补贴书也可以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准，关键在于如何制定出版标准。“我们有意识地和重点高校进行合作，现在已经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山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形成长期、系列的合作。尽管这个路子不能做得太大，但是我们与每个学科领域最重要的学者形成了良性互动，让他们的著作有机会在中华书局出版。”
徐俊说，他比较多地接受了中华老编辑的传统，重视学术，保持对学术界的关注，自己也下功夫去做一点研究。即使在八九十年代，书局经营不景气，编辑生活困难，很多人靠帮外面翻译古文赚钱，但他一篇古文都没翻译过，白天看稿子，晚上写《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就是这样硬熬过来了。现在，尽管经济考核的压力很大，他还是要求编辑，不能把学术丢了，要有掌控学术资源的能力，要有把学术资源转换成出版资源的能力。
培育传统文化氛围
2013年，“伯鸿书香奖”评选启动；2015年，开始举办“读者开放日”；2016年，成立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如今的中华书局，不仅活跃在学术界、出版界，而且积极举办各种公益活动，频繁在大众媒体亮相。
“中华书局是一个百年老社，尽管经营规模不是那么大，但是社会影响比较广泛和久远。我们做的这些公益活动，都是从中华书局自身的特点出发，希望让社会各界增进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徐俊说，这些活动虽然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但会把中华书局的理念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接近传统文化、理解传统文化，培育传统文化的阅读需求，“只有整个社会有读传统文化书的气氛，然后才能有中华书局的市场。只有在尽社会责任的同时壮大企业，才能走得更长、更远”。
徐俊很忙，但他总是站在第一线与读者交流。读者不仅能在各种读书会、讲座上见到他，还经常可以在中华书局的伯鸿书店见到他。有些读者会请他签名、题字——中华书局的“粉丝”都知道，徐俊写得一手好字，中华书局出版的很多书由他题签。甚至还有读者在网上发私信向他求字，徐俊从来都尽量去满足。
2015年夏天，点校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修订本在上海书展签售，徐俊有事提前离开，预先计划的签名没能完成。回京后，他特意到琉璃厂买了两百张笺纸，找人帮忙裁切整齐，每张都手书“读史明智”“鉴古知今”等题词，并签名钤印，邮寄到上海，请当地书店转赠给预定了签名本的读者。
“不久前，还有读者给我发来他收藏的题字笺纸的照片。对于这样的‘铁粉’，我必须不讲条件的满足他们的要求。”每次“二十四史”修订本首发，徐俊都会到上海参加签售，还要接受媒体访谈，介绍“二十四史”的点校历史与修订情况。近十年下来，中华版“二十四史”的品牌深入人心，“二十四史”系列已经成为中华书局市场影响力最大的产品板块。
在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徐俊说了一段话，在后来的很多场合他不断重复，每年的新员工培训，他都会以这段话作结送给新同事，他说：“在一个悠久、优秀的传统中工作、生活，是幸运的、幸福的，我们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承续传统，又为传统增添新的价值、新的色彩，因而也放大和延长了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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