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史》瓦西列夫 著 徐家玲 译 商务印书馆
作为一部详细叙述千年帝国拜占庭跌宕起伏历史的学术著作，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从策划到正式出版，经历了30余年的时光。
36年前，经史学泰斗林志纯先生推荐，我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前往希腊进修拜占庭史的学者，于1983年11月到达美丽的希腊历史名城萨洛尼卡，进入亚里士多德大学学习。希腊方面非常重视中国学员的学习，安排国际拜占庭学的著名学者卡拉扬诺布鲁斯教授作为我们的研修导师。他给我们开出的第一批阅读书目中，有两本参考书非常重要：一是瓦西列夫的《拜占庭帝国史》，二是奥斯特洛戈尔斯基的《拜占庭国家史》。从阅读这些参考书开始，我踏上了研习拜占庭史的漫长历程。
瓦西列夫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20世纪拜占庭研究权威之一，立论公允，有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之遗风。他曾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大学任教，《拜占庭帝国史》的最初版本是他在俄罗斯授课时期完成的，其研究思路和表述方式，更容易被中国学者所接受。
在希腊的两年间，我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初译，并在最初的译稿上标注了许多当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属于对英文的把握，有些属于对作品涉及的历史时代和历史事件及其背景的探究。最重要的，则是对一些从来没有相应中文译名的专有名词的思量。当时，我萌生一个想法，日后把此书的译稿整理修订成熟，争取在国内出版。这自然是出于对当时世界史研究资料太过欠缺的考虑：20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百废待兴。从事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常常把出国进修视为获取最珍贵史料的最佳途径。
1985年回国后，我首先完成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的总校订工作，此后在郭守田先生和朱寰先生支持下，向商务印书馆历史编辑室提交了《拜占庭帝国史》一书的选题论证报告和翻译申请，很快获得认可。随后我便展开了对原译稿的全面校对与整理，其中的繁复与艰辛，可谓一言难尽。
彼时，国内拜占庭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要解决译文中一些很难找到借鉴的名词和复杂的人名、地名及家族、历史背景，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更广的视野。刚刚完成硕士学业、站在拜占庭研究领域起点上的中国青年学者，很难做到驾轻就熟。加之原书存在各种语言如拉丁、希腊、法、德、意、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语种的注释，以及参考文献名称汉译和理解的困难，这些都大大推迟了此书译稿最终完成的时间。好在，除了历史学者的使命感外，我也算是心有执念之人：一旦树立了目标，就必然要走到底。同时，我也庆幸自己的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同仁和前辈后学对我这一“执念”的支持和襄助，以及商务印书馆这样一家拥有学术远见和历史使命感出版社的支持。在本书翻译、校订的三十年间，商务换了几任领导，编译室也经历了结构的整改，责任编辑都换了数任，但他们步履一致，对本书的支持力度从未改变。最终，这部学术译著得以在2019年面世。
这部我心心念念、矢志不移要翻译到底的著作，是对拜占庭整体历史（324年—1453年）总结归纳较为全面的一部著作，也是对拜占庭与周边世界关系描述较为客观全面的著作。与瓦西列夫齐名的一些当代学者，多将拜占庭帝国324年—565年之间的历史置于罗马帝国晚期的历史框架中来描述，强调罗马的衰落进程，而忽视古典文化在拜占庭的传承和延续，给拜占庭历史研究留下了许多未解的问题。而本书相对细致地强调了公元4世纪—6世纪历代统治者对拜占庭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的奠基作用，使得读者能更清楚地解析罗马—拜占庭帝国历史发展的延续性。
此外，本书作者超越了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的“兴衰”论，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将拜占庭放在地中海和欧亚世界的整体历史中予以考察。它关心的不仅仅是拜占庭的政治史，也不会像18世纪启蒙时代的史学家那样，以全然否定的态度批评拜占庭的存在价值。它在对拜占庭每个朝代历史的叙述之中，刻意强调了拜占庭与周边世界的关系，又在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叙述结束后，细致地陈述评价某一时期的科学、文化与艺术遗产。于是，整个著作读起来底蕴深厚、丰富多彩。作者严肃、中肯、客观、积极的治史态度，影响了其身后的数代学者，使得21世纪的学者综合考古学、文献学、印章学、钱币学和铭文学等多方面研究的成果，突破了以往对拜占庭作为东西方文明冲突“东方前哨”的评价，强调了拜占庭作为亚欧世界各民族和群体在斗争中相互交融之舞台的特殊地位。
希望这本书的译出，能丰富我国拜占庭史研究的学术珍藏，对我国世界史研究，尤其是东欧、巴尔干、地中海地区早期历史研究有所助益，成为一把理解东西方贸易往来、文明交融历史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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