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条十年”悄悄火了。赵珩先生首部描绘当代北京历史地理与胡同人物的回忆性作品《二条十年（1955-1964）》出版后深受好评，在《北京晚报》连载以来不断收到读者来信来电。前不久入选深圳读书月2019年度十大文学好书、中华书局年度双十佳。
赵珩先生在《二条十年（1955-1964）》中追忆自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居住在东四二条的十年生活，为北京留影和画图。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写家事，从曾祖一辈到祖父定居北京讲起，回忆家中老辈亲人、个人少年时光以及周围的生活场景（隆福寺、王府井、东安市场等）。下篇主要描写家中往来的亲友、学界师友（如宋云彬、贺次君等）与形形色色的客人（如张君秋、溥佐、奚啸伯等），展现了当时北京文化界部分中上层人物的生活侧面。
《中华读书报》编辑、深圳读书月2019年度十大文学好书评委丁杨说：“赵珩先生以饮食文化随笔与北京风物忆旧散文写作见长，那些文章多少会涉及到他的个人经历，但如此集中记述自己童年中与一座院落关联的十年，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年逾古稀的他记忆力非凡，许多关于人物、事件的细节记述得非常详尽。他笔下的那段时间已成历史，而那些北京城里的院落、街道、商业区、文化场所多已消失或面目全非，那些往来‘东四二条胡同七号院’的普通人或文化名流亦大多作古，于是这些属于一位老人的儿时回忆便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个体记忆作为时代拼图上的一块，令那个年代的某个侧面生动、详尽地留在文字中了。”
在北京王府井一个读者见面会上，赵珩先生感慨良多，他说北京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这个城市是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比如说隔壁就是百货大楼，门口立着张秉贵的铜像。“我7岁就认识张秉贵，他原来不是百货大楼的，是在西总布胡同口大华电影院旁边德昌厚食品店，我六七岁的时候到他那儿去买糖果，他管我叫小弟。1955年百货大楼建好后，他调过来工作。他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人，非常非常本分的人。他儿子也是。过去我每次经过那儿的时候跟张朝和都点点头、说说话。我是跟他们父子两代的交情。张秉贵已经去世多少年了，他儿子已经退休了，整个北京都是在这样一种流淌变化着的过程里。”
北京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故事，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的变化，小到二条那个院落也是如此。这些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事，虽然过去了六七十年，赵先生一直没有忘记。“我只想搜寻脑子里关于这十年尚存的一些记忆，真实地描述我生活过的那些日子，给曾经的那个时代留下一些民生百态的浮光掠影。”
关于京味文化，赵先生不同意把京味文化定义成市井文化，市井文化只是一部分。“北京是一个流动的城市，是一个容纳全国人的城市，你在北京能够站住，生活下来，你就是北京人。朱家溍先生不是北京人，是浙江萧山人；王世襄先生不是北京人，是福建闽侯人。所有的这些人，曾经都不是北京人，但是他们都是北京文化的代表。近现代的北京画坛，陈师曾是江西人，姚茫父是贵州人，陈半丁是浙江绍兴人，这些当时北京画坛的代表人物几乎没有北京人，但是他们代表北京这个阶段的艺术。徐悲鸿、齐白石也不是北京人，齐白石是湖南人，他能在北京生存下来，实际上有很多人对他是有所帮助的。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北京文化，是由多元的文化所构成的。”
赵珩先生认为了解真实的历史非常重要。他说现在影视剧中，从居住、服装到语言，90%以上是错误的。比如说门口挂一个匾“唐府”，没有这种事情，谁管自己家叫什么府。“比如说我给唐先生送一样东西，唐先生应该说明天请送到鄙宅来，现在居然堂而皇之地说明天送到我府上去，这都是没有一点知识的话。”居处的布置也有很多和事实不符的地方，比如无论做多大的官，醇亲王府、恭王府，不会在门口挂个“醇亲王府”“恭王府”的匾。
赵珩先生认为，历史剧要都经过精细的考证，不能随心所欲、粗制滥造。“民国题材的电视剧里，常见长袍马褂的装扮，其实长衫外加缎子马褂，多是礼服，且是织暗花。大红大绿，又大团花的，那是寿衣。”
马上就要过年了，赵先生说，其实北京贴对联也是有讲究的，大门大户没有在门口贴对子的，贴对子的基本上是小门小户。这种对联有的很俗，都是成联，有的稍微有点意思。有的稍微不太常见，但是也不雅。很雅的对联也没有往门上贴的，可能春节的时候贴一贴春联。而且春联从前很少一贴贴一年的，一般过了正月十五，再长一点过了正月，就撕下来了，没有把春联保留一年的。比方说清末的李慈铭，他家有时候春联写得很雅，但是过了年也就揭了。“有两种联是不能留的，一个是春联要除旧更新，不能留的。再有一个挽联不能留。室内如果有一些用作装饰的对子，则可能会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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