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是人之大欲，传统食色谓之古人的日常生活，虽是茶饭日常，却有深意存焉，从中窥见古人的“物质与精神打成一片”的日常生活。亦可见中国传统的性情，吃穿用度都有章法，且有情意藏在其间。这就是传统的世俗性和人间烟火味。
本书从古人日常生活出发，细说饮食、服饰、行旅、草木、节令、百戏等主题，举类迩而见义远，一滴水里见出大千世界。以学术随笔的小品文风写传统文化，清晰自然，生动活泼，传统对当下生活的观照也潜藏其中，读来既有知识性和当下意义，又富有美感。
座次移转由繁趋简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餐桌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尊卑敬让等种种人际交往原则都要在其中有所体现，如何就座遂成为饭前必讲的规矩。具体讲究古今虽不同，整体趋势也是由繁趋简，但精神内核还是贯通一致的。
拿座次安排讲，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宴请宾客，现代餐桌座次礼仪大都简化为以“里”为上，长辈、客人往“里”请，坐在里面的座位。“里”就是“礼”，这是因为“外”座常常是上菜的位置，坐在外侧的人有时还要兼职店小二，跑跑腿、倒个茶、拿个毛巾之类，这座位自然就不能算是上座了。而古人宴席座次安排则注重方位。在一般的房屋或郊外帐中宴饮，大多以东为尊。《史记》中，西楚霸王项羽在鸿门军帐中宴请刘邦，“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在这里，项羽和他的叔父项伯坐的就是主位，坐西面东，是最尊贵的座位。其次是南向，坐着谋士范增。再次是北向，坐着项羽的客人刘邦，说明在项羽眼里，刘邦的地位还不如自己的谋士。最后是西向东坐，因为张良地位最低，这个位置给了他，叫侍坐，即侍从陪客。鸿门宴上座次的安排是主客颠倒的，这反映出项羽的自尊自大，他用这种违礼的方式表示对刘邦、张良的轻辱。
但如果在比较讲究的堂内宴请，就是以面南背北的位置为尊了。
堂是古代宫室的主要组成部分，一般位于宫室主要建筑的前部中央，坐北朝南。由于当时宫室都是坐落在高出地面的台基上的，所以堂位置也比较高，前有两根楹柱象征大门，又有东西两阶通向庭院，因此，堂是比较宽阔敞亮的场所。堂后有墙，把堂与室、房隔开，室、房有门和堂相通，古人因此有“登堂入室”的说法。堂的这种格局在古代变化不大，一般就用在举行典礼、接待宾客和举行宴会方面，这时，座位就不是以东向为尊，而是以南向为尊了。至于剩下的东向、西向和北向座位，则没有太严格的讲究。
以宴席座次来显示尊卑，这是社会各个阶层都普及的礼俗。如今，餐厅方位本就没有那么多讲究，面朝哪个方向吃饭也就不太重要了，但卑己以敬人仍然是就餐礼仪的基本原则，这也是古礼的核心精神。
古人宴客，根据亲疏尊卑排列东西南北，很显然，这也和当时的餐饮方式有关。
从汉代到唐代中期，宴席形式主要是分食制。《史记》鸿门宴里，主宾东向、北向、南向、西向坐，并不是说他们围着方形餐桌吃饭，而是每人面前有一长方形条案，案上再以托盘等摆放食品。西晋以后，随着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先后进入中原，床榻、胡床、椅子、凳等坐具相继出现，逐渐取代铺在地上的席子，传统席地而坐分食的习俗就受到冲击。后来，又流行高桌大椅，最终使传统饮食习惯转向合食。
围坐合食，传统用八仙桌，以前几乎家家都有，有些人家甚至八仙桌是唯一的大型家具。八仙桌面宽，四边长度相等，每边可坐两人，四边可围坐八人，故得名。如果是宴席，贵客专桌，等而下之，可两人、三人、四人、六人或八人一桌。一般没有五人一桌的，大概觉得桌子四面四人围坐正好，第五位，不管谁，都是个“零头”，有些尴尬，倒不如不设此位。
后来宴客又有了圆桌，这是为了满足聚宴人多和席面大的要求。由于圆桌席位不好分出上下尊卑，每桌人数也松紧可调不固定，所以最初，用惯了方桌的人们颇不习惯。
不过，正是因为圆桌没有棱角，席位不分上下尊卑，不分正位、侧位，削去了人与人之间的贵贱高低，方显出平等原则，这就有点现代观念了。平等的观念，也可以算是现代文明的标志。目前，国际国内间的一些谈判还是使用圆桌会议的方式，强调平等、对话、协商。据说，“圆桌会议”起源于1500年前的英国亚瑟王，他让自己的骑士们以及罗马主教大人围坐圆桌，共商国事，骑士和君主间不排位次，平等沟通。每位骑士虽要为成为自由人而在战场赌命，却有极强的尊严感，没有仰人鼻息的委琐和怯懦，是堂堂正正、不卑不亢的斗士。亚瑟王的圆桌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公平世界。据说《不列颠百科全书》为此专把亚瑟王的“圆桌”收入其中。
在《水浒传》中，梁山之上，聚义厅中也设有一张大圆桌。作者施耐庵大概也想用这张圆桌表达些什么，但最终，他还是让这一百单八将一一排了座次，宋江也最终没有成为亚瑟王。
葱绿配桃红和莫兰迪色
服装的设计，除了材质、款式外，要考虑的，还有色彩搭配。
古代配色有正色、间（杂）色之说。正色指黑、白、黄、赤、青五色，间色则由正色混合而成。一般而言，古人重正色轻间色，正色多用于上衣，间色用于下裳；正色用于表，间色用于里。然而事实上，传统服饰色彩韵味恰恰体现在间色的丰富以及正色、间色的巧妙搭配上。作家张爱玲曾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自己的文章》）葱绿是浅而微黄的绿色，桃红色如桃花，按色系是介于大红和银红间的浅粉，都属于间色，注重色彩的参差对照，有过渡，不生硬，似乎正是中国传统的美学趣味。
曹雪芹是调色大家，《红楼梦》凡说到人物服饰，多强调色彩搭配，也常常和人物身份、性格相匹配。红和绿就是其中两大色系。红有大红、银红、桃红、海棠红、水红、石榴红、猩红、杨妃色、荔色等，其中大红最多。大红鲜艳抢眼，为正色，多为宝玉、凤姐等身份的人的穿着。如宝玉出场：“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青春耀目，富贵逼人。王熙凤出场也是彩绣辉煌：“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
绿色也丰富，有油绿，即有光泽的深绿色，《红楼梦》第四十五回宝玉“膝下露出油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绵纱袜子”；有秋香绿，是浅橄榄色，偏棕黄，第八回宝玉“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系着五色蝴蝶鸾绦”。此外，还有碧玉、翡翠、豆绿、葱黄、水绿、松花色等。上文王熙凤出场，就“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
大观园生活着的是一群十多岁的少男少女，绿色常与红色呼应，怡红快绿，自有一番活泼明媚。第七十回说到清晨方醒，宝玉听到外间房内咭咭呱呱，笑声不断。袭人因笑说：“你快出去解救，晴雯和麝月两个人按住温都里那膈肢呢。”宝玉听了忙出来瞧，只见“晴雯只穿葱绿杭绸小袄，红小衣红睡鞋，披着头发，骑在雄奴身上。麝月是红绫抹胸，披着一身旧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紧身儿，红裤绿袜，两脚乱蹬，笑的喘不过气来”。
蒋勋说：华人传统的配色学，不一定是互补，而常常是对比。（《微尘众：红楼梦小人物2》）恰好《红楼梦》第三十五回有段围绕配色的对话。宝玉让莺儿编结系汗巾的络子，莺儿问得汗巾是大红色，便道：“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压的住颜色。”大红与黑色，是传统中最稳重大气的色调搭配。宝玉又问：“松花色配什么？”莺儿道：“松花配桃红。”松花绿是松树花粉般的嫩黄，桃红明度很高，两者配搭，充满喜气又活泼，民间的庙宇彩绘、传统戏曲服饰，都常有这种配色。《西厢记》里小生一身松花绿的袍子，一掀袍角，就亮出耀眼的桃红襟里。故宝玉听了会心笑道：“这才娇艳。”随后他又出难题：“再要雅淡之中带些娇艳。”娇艳抢眼，而雅淡强调优雅、含蓄，如何配色才能把二者调和呢？莺儿答道：“葱绿柳黄是我最爱的。”葱绿和柳黄都是调和的间色，均含有不同层次的黄与绿，二者就构成谐和的色谱。
《食色里的传统》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传统服饰是有自己独特的配色美学的，旧时女孩儿都要会些绣花编织的手艺，大观园中的小姐丫头们也都如此。在刺绣和打络子的实际生活中，对色彩渐渐有了很多了解和体会，掌握了生活美学。上面这些对配色的讨论都属于日常闲话，却让人叹赏，所以，美的观念倒未必是读书才可以得来的。
传统配色讲究色彩间参差对照的美，但这对照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民间常有“红配绿，赛狗屁”“红配紫，一泡屎”，就是说的失败的配色。色彩层次那么多，很多都要凭眼睛判断，假如没有点儿经验美学，随便弄个红绿就披上，觉得传统、古典，其实是把传统、古典糟蹋了。
进入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念发生变化，有些流行的配色反倒要有意与传统色彩搭配习惯相区别。比如近几年在家居服饰界流行的莫兰迪色，就很符合现代人的口味。
莫兰迪色系大都是一些低饱和度的色彩，也就是在原色里都加入一定比例的灰白色调，让所有色调都有一种很柔和的感觉。随便从中拎出几个颜色放在一起，不管它们原是互补色、对比色还是相近色，都不会觉得抢眼，反而很舒服，让人感到一种平和自然、舒缓雅致，是一种静态的和谐美。
此色系为意大利画家莫兰迪所创，他的油画大都呈淡淡的色调，所画的也都是极其有限而简单的生活用具，比如杯子、盘子、瓶子、盒子、罐子以及普通的生活场景。他以单纯、简洁的方式营造和谐的气氛，颇耐回味。据说，莫兰迪一生未婚，甚至没有谈过恋爱，也不喜外出旅游，大概最远就出过一次国，到过瑞典。因此，人们也把他创制的这个色系称作性冷淡色。现代人的生活太过热闹和喧嚣，“冷”与“淡”，宁静与简洁，也是一种心理需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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