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天下之本在家。”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家”这个词始终深深烙印于每个人的心中，在整个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深藏于家族背后的家规家训，则把励志勤学、礼义廉耻等伦理道德转化成了日常的行为规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实践等社会活动，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构成了一个家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认同的凝聚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的先辈编著了许多家规碟谱、家书信札等，要求族中晚辈代代遵守、恪守礼仪；先贤圣人也留下了许多家训故事，启发后世子孙继承传统，把优良家风代代相传。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良训传家》一书，在总结提炼中国古代家训精髓的基础上，将家训的内容融于历史情境、历史故事，揭示了古往今来家训文化的共通性，充分展示了中国家规深厚的历史底蕴。
“诗礼传家”成就百年望族
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许多名门望族留下过浓重笔墨，它们的崛起往往源于军功显赫、官场得意抑或商贩牟利。在历史的岁月钩沉中，大部分家族表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脆弱性，但也有一部分能够兴盛百年。仔细思考，不难发现“诗礼传家”的门风对家族长盛的重要意义。
弘农杨氏是历史上有名的望族，它崛起于秦末农民大起义时期。当时的族人杨喜因斩杀项羽有功，被封为赤泉侯。从此，杨氏族中常有人在朝廷做官，但此时的杨氏仍算不得显赫。等到了东汉时期，杨震的出现则让弘农杨氏逐渐誉满天下、受人敬重。杨震和他的祖先不同，他不慕名利、潜心治学、广招学生、教授子弟，被人们称赞为“关西孔子”。等到杨震五十岁的时候，他接受朝廷征召，走上仕途。为官期间，他始终慎独慎欲、清廉公正，留下了“四知拒金”“清白传家”等脍炙人口的故事。而他的儿子杨秉也深受家风熏陶，读书明理、不恋权势，留下了“酒不惑、色不惑、财不惑”的美名。从杨震这一代开始，杨氏家族以文化为家庭教育的主线，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名人学士。
琅琊王氏的家族发展史也同样是一曲“诗礼传家”的美妙音符。秦朝时期的王家是一个典型的功勋家族，地位崇高。但是后来由于秦王朝被推翻，王家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汉末至魏晋年间，王家有个叫王祥的人，品质高洁、蜚声海内，受到民间追捧，甚至有人编了“卧冰求鲤”故事来凸显他品德高尚。王祥这样的名士的出现，实质上代表着王氏家族完成了由传统功勋家族向文化家族的转型，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誉也因此不断提高。从东汉末年至东晋时代，王家名士辈出，思想家王述、竹林七贤的王融、东晋王朝建立者王导、“书圣”王羲之等，都是饱学之士，也是那个时代的先驱。
“咬得菜根”方能铸成大器
清代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说：“此等世界，骨脆胆薄，一日立脚不得。尔等从未涉世，做好男子，须经磨炼。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千古不易之理也。”这则家训说的其实是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古人看来，一个人只有经历过磨砺才能有所成就，他们的观点当然也体现在传统家训、历史故事当中。
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中的“百里奚举于市”便是一个著名的“咬菜根”的故事。据说，百里奚早年游走各国，希望施展才华，但是四处碰壁，最终流落到楚国成了一名奴隶。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有学问，便花了五张羊皮买回了百里奚。这便有了后来的“五羖大夫”百里奚辅助秦穆公壮大秦国的故事。可以说，百里奚正是因为在磨砺中坚持不懈、不断成长，才能够遇见伯乐，取得成功。
正是基于这种“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的认识，古人的家庭教育观念主张对孩子严加管教，反对溺爱。司马光的《家范》中就有“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的说法。南朝名将王僧辩成长故事是一个严厉家规培养成功孩子的例子。王僧辩的母亲教子很严，从小要求王僧辩好好学习、守礼廉让、生活俭朴。后来，王僧辩当上大将军，他母亲对他的要求也没有放松，只要做错事，一样动用家法。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严母在内督促，王僧辩才能当上高官，并且培养了待人宽厚、处事严谨的行事作风，确保家族的和睦繁荣。而《颜氏家训》中则记载了一则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南朝时期有一位学士十分宠溺孩子，对孩子予求予取、一味表扬，即使孩子做错了也会替他遮掩。后来，孩子长大，说话尖酸刻薄不说，对长辈上级也不尊重，最后因公开指斥长官而丢了性命。
“修身务本”谱写君子本色
中国古代家训讲究“务本”，这里的“本”是古代君子的一种追求，包含有品德、胸怀、见识与才干四个方面。四者环环相扣、循序渐进，需要人们在修身过程中不断锤炼自己，才能有所提升。家教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锻造可塑之身。
修身养德的君子之本始终是诸葛亮家风的重要内容。他的《诫子书》中就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等内容。而这些道理则来源于诸葛亮的人生实践。诸葛亮号称“卧龙”，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诸侯割据的汉末想要出人头地其实并不难。但是他却安心隐居于南阳，躬耕读书，修养品德，提升能力，等遇到明主，才愿意出山报效社会。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在淡泊宁静中修身的经历，诸葛亮才能开辟“三足鼎立”的格局。
春秋时期的晋国上卿郤缺也是一个追求修身养德的人，他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大道。郤氏曾是晋国的官宦世家，后来家族遭到流放，郤缺一下子从官僚士大夫变成田野农夫。然而，即便遭受如此大的打击，郤缺仍然能够严守家规，遵循礼法，就算和妻子二人在田头吃饭，也要先行礼才开始吃饭。后来，朝廷得知他贫贱不移其志的事迹就将他征召。为官期间，郤缺仍然坚守初心，将修身养德的家风演化为治国理念，主张以德治国，对内善待百姓，对外示好邻国，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汲取智慧”练就处世之道
传统家训的智慧通常源于古人在生产生活、练达人情的过程中所吸取的经验。古人把这些经验寄托在家训著作中，为的是让后人少走弯路，从而更加接近成功。
宽容是古人在实践探索中感悟到的一种人生修养。历史上有名的“六尺巷”的故事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张吴两家人为三尺宽的土地而闹纠纷，张家人千里传书给在京城当官的张英求救。数天后收到回信，打开一看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退让三尺，吴家深受感动，也让三尺，从而形成了一条巷子。
古人不仅提倡宽容礼让，也强调要临事以敬，端正做事，待人恭敬。何伦的《何氏家规》中说，看弟子读书是否有成，先看他是否怀有恭敬之心。举一反三，我们做任何事也都符合这样的道理。杨时程门立雪，是对求学的虔诚和师道的尊敬；伯牙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是友人间的相互敬重；欧阳询也曾连续三天在路旁观看书法名家索靖写的石碑，这是对事业的一种“敬”。
同样，处世以诚也是古人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王汝梅在《王氏家训》中的“万事须以一诚字立脚跟，即事不败。未有不诚能成事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曾参杀猪的故事最能体现诚信的意义。一天，曾参同夫人上街，儿子吵着要去。曾参夫人为安抚孩子在家，便哄骗说回来后杀猪给他吃。没想到，曾参回来后果真把猪杀了。面对妻子的责怪，曾参解释说孩子是不能欺骗的，今天如果言而无信，明天孩子就不会再信任你了。
“内外兼修”提升个人内涵
中国古代家训还有两个重要的话题，那便是读书和交友。此二者往往从内外两个方面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生命的质量。因此，先哲们总是乐此不疲地告诫我们要勤学苦读、广交善友。
正如古人所言：“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因此，读书的第一大好处，便是让人由内而外流露出气质和风度。韩信年少时家境贫寒，常常吃不上饭，被人看不起。他常一个人在河边忍饥挨饿读书，有个给人洗衣服的漂母见他可怜，便把自己的饭菜剩一点给他吃。韩信就凭借着这口饭，硬是把书读完，最终成为一代名将，受人敬仰。吕蒙从小没读过书，在孙权的鼓励下潜心读书，后来涉猎广博、出口成章，连鲁肃也赞叹：“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曾国藩本是进士出生，即使身居高位的时候，仍然“日以读书为业”，推崇程朱理学，立志澄清天下。以上三人，境遇各有不同，却都因读书而改变了个人气质，受到人们的尊敬，由此可见读书的重要。
除了要通过书本与前人交流，我们还要见贤思齐，从身边人身上汲取智慧。因此，古代家训尤其重视交友。朱熹就撰写了《训子帖》，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教儿子如何识人交友，他认为“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而《颜氏家训》等家训类著作也常告诉人们交善友的好处，引导人们向身边友人学习。
正所谓：“源远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中华民族的传统家训往往产生于数百年前甚至数千年前，而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又经过了无数先辈的酝酿丰富。这些家规家训传承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