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大众图书，学术图书属于小众书。以学术专著为主的读者群狭窄，出版社靠市场销售不足以维持收益。但关系到学术研究成果的交流、社会科技水平的进步，学术图书出版又是必不可少的。
转企改制让出版社走向市场。为了鼓励学术出版并提高其质量，国家及各级机构在学术图书出版方面给予了积极支持，通过不同形式对学术著作补贴出版。与十几年前相比，今天带有“补贴”性质的学术图书越来越多。这补贴既包括重大文化工程、大型学术出版工程、国家出版基金等财政支持、部委项目等，也包括课题组以及作者个人对出版费用的补贴。
有了补贴，学术图书出版的市场风险几乎全部消失，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有的出版单位对于带补贴的学术图书来者不拒，导致部分学术图书出版后被读者认为内容质量“粗糙”、学术水平不高、缺乏前沿和原创的内容，进而影响了声誉。而有的出版单位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仅保持出版特色，还不失学术出版水准，与学界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怎样才能处理好“补贴”“读者”“出版社”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华书局的做法值得借鉴——补贴出版重质不重量，重在与自身品牌、主业的契合。换言之，就是补贴虽好但不能来者不拒，必须与中华书局自身品牌、主业契合。中华书局的这种理智态度，使其产品结构丰盈而全面，从而赢得了学界的尊重，也赢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众所周知，中华书局是古籍整理与学术出版的老字号。对学者而言，能在中华书局出书无疑是对其著作学术水平的高度认可。中华书局如果将每年众多带有补贴的学术选题出版请求全部付诸实施，来钱远比一本本地做书、卖书快得多。
然而早在10多年前，中华书局就进行了一次“壮士断腕”。2003年，和其他出版社一样，中华书局每年出版的补贴图书有上百本之多。但因为补贴类书大多是找上门来的，缺乏完善的选择机制，质量良莠不齐，而且选题分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造成出版资源浪费、编辑功力荒废、品牌特色丧失等诸多问题。
一番思考后，中华书局决定实施“回归主业，重塑品牌”的战略，对补贴书不再“来者不拒”，而是立即对所有立项补贴类书进行集中清理，清退了一般补贴类书100余种，遴选出有较高专业水准的图书组成丛刊，与大家名家著作相区分，形成层次。“有的书已经签订合同甚至已经排版，但因为明显超出我们的主业范围，我们还是决定撤项，终止合同，赔付违约金，这一度让一些作者很不高兴。”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回忆说。
由此，中华书局确立了完整有序的图书出版体系——
一，出版重心放在当代重点学术研究成果上。每年中华书局承担大量“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国家社科基金后期成果文库”的出版，经过学术筛选程序，入选图书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此外，书局还与全国高校特色骨干学科合作，推出了一批学科专业、研究精深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丛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专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主持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等。
二，对于文史哲领域具有重大传承价值的大家、名家著作，中华书局强调体系、套系建设，因此形成学术出版与古籍整理相互照应的局面。书局出版了黄侃、孟森、朱希祖、顾颉刚、容庚、唐长孺、王仲荦、王叔岷、陈梦家、王力、启功、王钟翰、何兹全、黄永年、陈鼓应等一大批杰出学者的全集、文集和著作集，又开始新版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朱光潜全集》《梁漱溟全集》等厚重学术著作。
有必要提及的是，对于大家、名家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不但要付出巨额的著作权使用费，有的还要支付整理费，很多项目甚至是由中华书局编辑部主持或者深度参与整理编撰，历时十数年才能完成，就像徐俊所说“这类书没有补贴我们也要做”。
中华书局有一套严格按照国际学术通例审查入选的学术丛书“中华国学文库”，其中阎步克《服周之冕》、辛德勇《建元与改元》、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等都一再重印，葛兆光《宅兹中国》已经第11次印刷。这些图书是各学科具有前沿水平的学术著作，内容质量决定了市场的长久生命力。
三，关注那些“十年磨一剑”的学术成果，并尽量将专题研究的优秀原创书纳入到学术系列图书中去。近几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李零《兵以诈立》、葛兆光《想象异域》、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等，均因其独特的内容优势，表现出可观的市场潜力。进行注重策划学术系列图书。而著名学者“学人日记”系列、“年谱长编”系列、“编年事辑”系列，还有海外学者著作系列等，都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反响和市场效益。
这种有重心、有层级、重质量的出版理念，使得中华书局能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兼顾。
在中华书局的学术图书产品结构中，一般补贴类书的占比非常小，就是因为中华书局强调“首先是书稿质量，其次是必须符合其主业方向，有助于中华书局形成以古籍整理与学术出版为核心的产品结构”。所以补贴类图书被理性对待，以是否符合这三个层级标准来衡量。
满足学术著作包括一般补贴类书的出版需求，是出版服务于学术的一个主要途径，也是学术出版单位联系学者最直接的渠道。补贴类图书是作者自发选题研究的成果，其中未必没有金子。在徐俊看来，补贴类图书不能满足于“出”，出版者首先要思考我们能为这部著作做什么？要尽其所长，增加编辑含量，提高书稿质量，打造学术精品。
“补贴出版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方式，不是学术出版的主体。即便在补贴书中，学术出版的空间依然很大。”徐俊的话，体现了业界所说的出版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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