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8日，全国书博会开幕前夕，龚曙光散文集《日子疯长》在深圳首发。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代表出版方介绍成书历程，喜玛拉雅总裁代表语音播出平台致辞。龚曙光首度公开了他重返文学领域的心路，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并由此标举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由概念的历史主义向具体的人道主义回归，由虚妄的现代主义向诚实的乡愁主义回归，由拜金的娱乐主义向精神的自省主义回归，由群体的语境主义向个人的文本主义回归。
首发式后，举行了主题为“还乡带着灵魂上路”的文学对谈，龚曙光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张莉、著名作家李修文围绕《日子疯长》深入探讨了当代文学的还乡主题。
会后，龚曙光接受了记者对他的专访。
我的写作，是一代人的精神回归，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记者：作为一个曾被推选为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成功企业家，为什么会转向文学写作？
龚曙光：文学写作初始的缘起是偶然的，在本书的序和跋中我已经谈及：最早是为了学习鲁迅、沈从文先生等用毛笔写作。深层的原因，还是被经济生活掩埋着的文学种籽萌芽了。我少年时代的梦想是当作家，大学和研究生读的都是文学，具备较深的文学专业素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黄金时期，我是比较活跃的青年文学评论家。我和许多著名作家的友谊，都是在那时建立的。经历过上世纪文学黄金时期的文学人，都会有一种“文学至上”情怀，这是一种职业理想，也是一种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如同海边的礁石，某一种时代潮汐翻滚过来，可能将其淹没，一旦退潮，礁石依然在那里。我是被时代潮汐卷进经济海域的，生死泅渡了二十年。也有人说是弄潮，弄潮也罢，跟潮也罢，反正总要呛一肚子海水。如今我仍在海里，却时时回望海边的那块礁石。在海里扑腾得越久，越觉得那块礁石才是托举自己不迷失、不沉没的心理支撑。回头看看身边，看看全社会，似乎也是这样：中国经济疯长了四十年，文学反而日渐成为精神刚需。就我个人而言，如果再不守望和回归那块文学礁石，不重获文学的精神能量，可能真会被经济之潮淹没。
可以说，这是一代人的精神回归，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日子疯长》新书发布会现场，大咖们畅谈文学创作感悟。
我喜欢非职业化写作，但不喜欢玩票这个词
记者：在这个人生时点开始写作，你觉得自己有优势吗？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龚曙光：开始写作时，没想过这个问题。既然是心灵的皈依，上路时就不会清点盘缠。我写作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疗伤，疗这二十年在商海里落下的种种心灵之伤。即使未来离开企业，离开经济实务，我也不会将文学当饭碗。我喜欢非职业化写作。二十年的商业生涯，让我在精神和谋生能力上，不必将文学写作和养命吃饭绞在一起。我希望像卡夫卡那样，把写作当成事业而不是职业。但我不喜欢玩票这个词。
如果一定要问，我凭什么敢在这个生命时点进入写作，一个著名作家替我作了思考。他和夫人看过《日子疯长》后，夫妻讨论说：曙光具备的文学素养，是专业而深厚的，文学的品位纯正高贵，文学的表达已具备长篇的承载能力。尤其是他这二十年所经历的生活，不是一般作家可以凭空想象的。的确，这二十年，大多数职业作家在岸上，我却在海里，他们在观潮，我却在弄潮，他们在寻找素材，我却在重塑人生。这种区别之于文学写作，应该就是我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仅会体现在直接表现经济生活的题材上，而且会体现在任何题材和文体上。因为那不是一堆僵死的生活素材，那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一种浑然的人生态度，只要提笔写作，就会浸润在文字中。《日子疯长》写的都是陈年往事，与我的商业生活不沾边，但其中所蕴藏的，却是我这些年的人生体验和态度。一位批评家将《日子疯长》定义为新乡土写作。我说这一概念在近一百年已经用过无数轮，新字无法界定。他说新就新在你曾经沧海，乡土上弥漫着一股海腥味，乡情里藏匿着一种隐隐的心灵创痛……
弄懂父母和亲人，是一堂人生的必修课
记者：为什么放下最熟悉和贴近的商业人生不写，却写了相对遥远的童年和少年？
龚曙光：每个人对自己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都应该是最稔熟的，因为熟，我们便很少回望和注视，于是反而慢慢变得陌生。我写童年与少年，恰恰是因为既熟悉又陌生。因为陌生而回头打量，回头审视。熟悉只能写历史，写回忆录，熟悉而又陌生，才可写文学。世上绝大多数优秀作家的写作，都是从童年、少年生活开始的，鲁迅，沈从文，不都是这样吗？
我们的父母和亲人，是带给我们生命和原初世界的人，当然也是我们人生中最早熟悉的人。我们从他们那里出发，开始熟悉更多的人和更大的世界。我们如此专注地打量和琢磨生活中的新人，可我们真的熟悉我们自认为熟悉的父母和亲人吗？我们哪怕是专注地凝视过他们一回，探询过他们一回吗？我们真的懂得他们吗？我们想过要懂得他们吗？这是一群被我们长久忽视的人。
不弄懂他们，我们又怎么弄懂自己？
《日子疯长》是我对父母及其亲人的第一次庄重而深情的凝望，第一次专注而严苛的审视，那也是对我人生起源的凝望和审视。他们是父母，是亲人，也是我自己。一个文学写作的人，这应当是一堂必修课。而且这堂课只能自修，铭心刻骨地自修。
我把二十世纪定义为一个疯长的世纪
记者：你对乡土社会格外看重，似乎觉得二十世纪乡土社会的摧毁具有罪恶感？
龚曙光：是。对人类这个物种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罪恶的世纪。当然，这不是一种政治判断，也不特指哪个国度。在二十世纪人类对自己所犯下的诸多罪孽中，乡土社会全面而深刻地摧毁，是其中主要的一宗。就起源而论，乡土是人类社会的生命襁褓；就进化而言，乡土是人类社会的精神后花园；就灾难而言，乡土是人类社会的避难所……一个社会的厚度，是由乡土社会的深度来决定的，离开了乡土社会的现代社会，永远是浅薄而脆弱的。社会发展愈快，愈需要乡土这块防撞防跌的垫层。乡土不仅仅是野花和田畴，不仅仅是粮食和果蔬，她更是天理人伦，更是文化根脉，是一个民族救亡防绝的脐带血！好像是孟德斯鸠说过的，现代人类的真正样本是农民。如果没有了乡土，哪来真正的农民？如果没有真正的农民，哪来真正的现代社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把二十世纪定义为一个疯长的世纪。
尽管二十世纪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纪，《日子疯长》还是呈现了各种各样的美好。那是乡土的美好！是乡土社会在遭受创损甚至摧毁时，执拗呈现的美好！一种面对灾难时献祭般的美好！
在舍本求末的二十世纪，在挖肉补疮的二十世纪，在得意忘形的二十世纪，在迷途不返的二十世纪，《日子疯长》所奉献的乡土社会，是一缕凄美的微笑，是一声隐疼的祝福，是一篇绝望的诔辞！
写作既然已经开始，就不会随意放弃
记者：如今仍身居商界，每日商务纠缠，这是否意味着文学写作将在时间和精力上难以为继？
龚曙光：的确，有时间和精力上捉襟见肘的时候。但《日子疯长》就是在这种商务与写作的冲突中写成的，而且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我的第二部散文集《满世界》，今年年末也能写完，大约耗时十个月。我有一个好处，做生意时不想写作，写作时不想生意，基本上可以做到两不相扰、两不相侵。我只要在书桌前一坐下，立马便进入写作状态。这一点，我的同事和作家朋友们都很羡慕。
虽然我干过的行业和职业很多，但每次我都会有一个基本目标，目标不达，一般不会半途而废。我说不把文学写作当职业，并不意味着我会随意放弃写作。写完《满世界》，我还有《息壤》和《彩练》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
我希望不同的时点，在不同的人生空域闪耀
记者：听说有影视公司盯上了《日子疯长》的改编权，有跨界进入影视圈的打算吗？
龚曙光：《日子疯长》中有些好故事，的确是不错的影视题材。有公司想买，这很正常。近年中国电影票房较高的，故事大多有些现实依据。《日子疯长》的故事，都有真实来源，只是人物的姓名和背景作了些技术性处理。改编影视，比较容易引起共鸣。买与不买，买了拍与不拍，我不很在意。毕竟影视是其他艺术家的再创造，那是与我相关但不同介质的创造。我迷恋的是文字，不大可能去跨界操刀影视。我干过的职业虽多，也有一些非职业的追求，都做得认真和专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玩。我还没有修炼到干什么都是玩的心态和境界。我写过一句话，是用来激励自己的，“不同时点，在不同的人生空域闪耀”。玩票容易成流星，而我是不愿意当流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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