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青年作家石一枫的长篇小说《借命而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从一桩1988年的盗窃案写起，时间跨越30年，讲述了一个直抵心灵的精彩故事。
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
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洪流之中，警察杜湘东、嫌犯姚斌彬、许文革三个主人公都是随风而逝的小人物，他们处境不同、职业不同，却同样忍痛强硬地面对生活，坚守自己的善良和价值。这是一个关于“失败”的故事，但这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失败”。评论家岳雯读罢认为，终其一生，杜湘东用他的生命捍卫了“好”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主人公非但不是失败者，而是英雄。
“讲成功者的故事已经太多了，某种程度上文学应该多写写失败者。”近日，石一枫现身北京大学，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西湖》五大文学期刊主编就新作进行了探讨。
转变创作风格 尝试解决创作难题
“作家就应该多掌握几种写作的腔调”
即便是出席正式文学讨论场合，也会带着些“玩世”意味的笑容，一口京腔，谈笑间迅速化解掉提问的严肃，同时也能言之有物，像极了王朔笔下的北京“顽主”。出生于197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石一枫在同辈作家中自成风格，近日，他又因斩获第五届冯牧文学奖，受到评论界及读者的关注。
从创作伊始，石一枫的小说就着重从身边小人物切入，思考如何讲述属于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命运。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和长篇小说《心灵外史》获得好评不断。因戏谑幽默的京味语言、亦庄亦谐的叙述风格被人誉为“新一代顽主”。
《借命而生》中石一枫一改以往的创作风格，首次以第三人称写作。此前的作品他总是籍由“我”去看别人，《世间已无陈金芳》是由“我”去看陈金芳，《地球之眼》是由“我”去看安小男，《心灵外史》是由“我”去看大姨妈。石一枫称《借命而生》的创作转变源于自己一直想解决的文学技术问题：如何以“第三人称”视角叙述与其生活不一样的故事。
“写作写到一定程度会存在一个问题，比如有的男作家写女的都不像，女作家写男的都不像，而我的问题是写第三人称不灵。你要是觉得自己还有点文学追求，在文学技术上这个活就一定要尝试解决，不要很厚颜地说这是我的特色。应该迎难而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创作上的思考与追求，石一枫坦承直率。
随写作者“视角”改变的还有语言风格。“《借命而生》的主题定调比较宏大和严肃，讲男人的奋斗、坚忍、苦难，幽默自然少了很多。”而另一方面，石一枫觉得作家就应该多掌握几种“写作的腔调”，《借命而生》的尝试受到好评，“自己还挺欣慰的。”
专注普通人的故事 捕捉时代变迁
“小人物也可以成为另类英雄”
《借命而生》讲述的故事虽跨越30年，但篇幅并不冗长。石一枫将警匪、追捕、兄弟情义、家庭伦理、爱情亲情等现实元素巧妙融合，借助精当的悬念设计和诙谐的语言风格，真实刻画出巨变的“大时代”下，那些有血有肉、有尊严、有坚持的“普通人”的命运。因为小说时间跨度大、线索和人物众多，展示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变迁，有评论认为《借命而生》“具有某种微型史诗的色彩”。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评价，《借命而生》的人物性格饱满，没有概念化，小说叙事结构是以破案为线索的，写的却是小人物的无助与挣扎，但是内涵确实富有历史感。这种新的叙事形态，要比“为写历史而写历史”的传统叙事更加生动而平易近人。
在石一枫眼中，“小人物也可以成为另类英雄。”在创作谈《史诗就在身边眼前》中他认为：“任何一代人的历史感说到底都是岁月赋予的，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们这代作家在变得油腻之际，能够通过一个合适的故事，对自己经历过的时代变迁做一些遥望和梳理，想来也是写作的人应尽的义务。我能写的基本上还是一些身边眼前的普通人，然而这些普通人却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史诗”。
“石一枫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十月》主编陈东捷肯定了《借命而生》的创作“野心”。《西湖》主编吴玄则认为小说并没有进行社会批判，而是写了对人性的探索。“人物的性格写出来了，心理也写出来了，这就是石一枫的现实主义道路。”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弄潮儿和失败者，作家应该清楚知道的是中国的现实社会还远远没有讲完，作家就是要捕捉这种变化。”石一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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