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4日，中华书局推出线上产品《西南联大访谈数据库》（简称《数据库》）第一辑，含四十多位重要人物，长1300分钟。打开视频，人们可以重温这些人物对这那段历史的生动叙述，以及他们用跨世纪的眼光审视当下的远见卓识。
《我们生命里的“七七”》齐邦媛等著 华文出版社
《数据库》将我采访的资源提供社会共享，对人们认识与研究西南联大提供重要的历史依据，这是我长期致力此事的一个交代。深可庆幸。然而，我要提醒人们：所有的战时大学都值得我们崇敬与纪念。所有战时大学的历史都应该整理。烽火连天时，撤离敌占区的大学不止一个西南联大，还有浙江大学、与西南联大同时组建的西北联大，以及美院与音乐学院的前身，“音专”“美专”等。
普通学校普通人的气节，与名校与名人的气节，并无二致。在国破家亡的关头，他们都是一样的悲壮惨烈，具有同等的精神价值，都是中国学界的壮举与气节。当我们在昭示某一所名校，彰显某一群著名学人的时候，不能遗忘了：那个年代，蕴藏着一部完整的中华教育抗战史。
史料重要，“史识”更重要。
战时中小学功不可没
有这样一本书：《我们生命里的“七七”》。
“七七”事变不久，中国大地就出现了一批战时大学、中学和小学。危急关头，为了保全血脉，北中国的家庭自愿分散，学子们追随学校，少年人追随老师，开始了他们艰辛不屈的转移与读书生涯。
许倬云先生写道：“当学校的队伍，列队走过家门口时，每一个年轻的孩子，身穿制服，就像行军的军人一样，背一个背包和口粮，两双草鞋，列队进行。祖母看见二哥在队伍之中，实在舍不得，哭着要我的母亲，将二哥从队伍中撤出来。母亲答道：‘我们的孩子，能留一个，就是一个。国家快亡了，这些留下的种子，也许可以为我们再造中国，扳回自由和独立，不做日本人的奴隶。’”
这里说的“读书的种子”，是针对日本人对我中华“亡国灭种”的企图。西南联大校歌里有一句“绝檄移栽桢干质”。意思是：把那些快要成材的大树转移到荒僻野地里，继续培育它们。而中学、小学生则是“种子”。没有种子，哪来的大树？没有中小学的坚持，那么八年间大学的生源从何而来？
例如，李政道，就是从战时的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一年级的。
带着一封浙大导师的推荐信，李政道在战火中奔赴昆明。“我是1945年转到联大的。我一年级在浙大，二年级转学到昆明。带我的主要是吴大猷先生和叶企孙先生。他们答应我，选二年级的课，教我三年级的。”
对李政道的发现是从浙江大学开始的。这是战火中的“人才接力棒”，包含着中国师道中“惜才”的美好传统。
人才培育是一个链条，不可有片刻的中断。
齐邦媛回忆，她的父亲带着学校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走：“这迁移的队伍白天赶路，晚上停在一个站。一路上，我们住了无数地方。学生们都被安排在各处学校的礼堂、教室或操场，当地驻军会分给一点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还能有一些煮萝卜或白菜。”
随着日寇的入侵，一些在南方的大学和中学，也纷纷内迁。每一个省的教育厅，都在各地设立临时的联合中学，沿途收纳逃难的青年。在内移的过程中，学校教育没有中断。这些学校各自在内地的偏僻地方，恢复正常课业。除了有组织的迁移，沦陷区还有无数的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纷纷逃到后方，有的投靠亲友，有的流落各方。
齐邦媛说，当时的老师们有一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气概。“自离开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静宁寺，整整一年。颠沛流离有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不论什么时候，户内户外，能容下数十人之处，就是老师上课的地方。学校永远带着足够的各科教科书、仪器和基本设备随行。”“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就像张伯苓校长说过：‘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
张校长对南开学生们的警句是：“中国不会亡，有我！”
有无数无名的中学小学教员带着孩子们转移，他们真的是我们民族可敬的人。
贵在气节与心灵
西南联大最有价值的，最吸引人的，最有魅力的，是那些人物的故事，是气节与心灵的历史。
闻一多先生的儿子闻立鹏跟我讲过，“七七”事变后，先生写信给妻子，表达他的心情时说：“七七”事变，于家是坏事，要逃难了。过不了安宁的日子了。可对国家来说，是好事，抵抗了。政府宣战了。自从“九一八”以来，我们所受到的屈辱，要开始向侵略者讨还了。
讲的全是肺腑之言。这就是真性情，真爱国。
象牙塔在战火中倒塌，象牙塔里的人们走了出来。当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教育部之命转移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数学家江泽涵对家人说：“奉召而去”，只身赶往长沙；朱自清说，文人至此，唯有“弦诵不绝”报国。
这是一部贵在心灵与气节的历史。
这群知识分子，个性峥嵘，可是在这场国难面前，他们不需要什么说服，突然地都趋于一致了。狷狂如刘文典，也跑去闹市的民众大讲堂讲《红楼梦》了。当时身为富滇银行青年职员的我的父亲，就听过刘文典讲《庄子》、潘光旦讲《优生学》。
可见学者不再认为学问是个人和小圈子里的事情。他们有了归属感。
马识途告诉我，当年闻一多曾经打算办一个刊物，叫《十一》，就是“士”的拆字。可见闻一多认为“士”的品格在新时代有新的价值与内容。
学人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之风骨与精神，“君子”之道的高风亮节，转化为新的精神力量，用来抗御身边的“威武强暴”“贫穷苦寒”，而抛弃了在屈服与耻辱之下的“富贵安宁”。
闻一多曾刻章曰“愚不可及”。这当是一种大拙，是他对“君子”的新解。
父亲告诉我，闻一多曾经在自己的家门口写这样的帖子：“鸟兽不可以同行，吾非斯人之人，已而谁与？”这和范仲淹的“唯斯人，吾谁与归？”正好形成一对。可以说是风骨传承。
“气节”不仅是对待外敌入侵的人格抑制，也是一种平时的品性界限。
梅贻琦校长，受到联大师生普遍的爱戴，完全出自天然。梅祖彦先生说起在昆明时期的父亲：“他从来不知道我们在饿着。”梅校长在台湾病危的时候，他的医药费是同人们捐助的。一个掌管巨资的人，却一贫如洗。当我走进梅园为他扫墓，满园清香扑面而来。
中国知识分子们在民族危急关头，迅速调整了自己的身心与生存状态，走入民间，化为“红烛”一般的光明与温暖，照耀在凄惨的国难天空上，点燃了青年与民众的勇气与信心。
任继愈先生告诉我：“气节和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两个追求。”
气节重于生命，一失不可再得。周作人附逆，人谓：“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气节”是中国史学与文学中最重要的价值标准。那些在民族危亡关头“失节”的才人学者，即使之后依旧吟诵着士之风雅，那一根骨头已经抽走，所持者是一副变色的衣钵，不是中华文化的“真传”。
教育，是以心灵和精神为本的。真性情、品格与气节，永远是资源性的宝藏。
沈克琦先生对我说过：“爱国主义是当时一个时代的精神”。他说，“我们这代人，从小学读书就知道，不断地有‘国耻日’，心中充满了郁愤。”
从西南联大出去的人，一些人出国留学，或者到其他大学深造，对接到了优良的环境里，最后成才，有了重大贡献。所以，西南联大培养的是“潜人才”，不是从这个学校一出去就不得了的。
由于离昆明有地理之隔，在当时算是遥不可及，加上战事的压力，所以政府方面的许多政令，在西南联大宽和的氛围中被消解了，有的被“教授会”抵制了。
昆明的执政者龙云倾向进步，对隔离蒋介石政府的控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南联大只是一个代表。
而认识与研究西南联大，应该成为打开那个时代历史精神的一扇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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