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石一枫的长篇小说《借命而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从一桩1988年的盗窃案写起，时间跨越30年，讲述了一个直抵心灵的精彩故事：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杰出”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借命而生》一经发表就被影视单位方面看中，目前正在被改编成电影与电视剧。
作家石一枫得到“梁羽生文学奖”时很震惊，他一直觉得自己最新创作的这部《借命而生》是不严肃文学作品，也不是悬疑小说或刑侦类的警匪故事。但这个奖无疑在侧面上证明了这部小说与概念中的严肃文学的不同——精彩刺激，斗智斗勇。同时又没那么简单，它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时代的变换，某个阶层的没落与崛起，日常生活中琐碎的焦虑与希望。评论界将这部小说称为“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石一枫也承认其中有相似之处，讲的都是“在绝境中也不放弃，仍然向命运求生，小人物也想要做英雄”的故事。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现居北京，担任知名文学刊物《当代》的编辑。199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大学期间开始创作文学作品，他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等等因为语言幽默诙谐，人物形象生动，故事贴近生活，还原了北京人和北京事儿。
石一枫上中学就喜欢看小说，文理分科时理所当然选了文科。考上北大按说算是“学霸”了，石一枫却很谦虚，强调“北京孩子考北大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们那一届北大清华在北京招了几百呢”，自己只是“努力努力”。从这也可以看出，石一枫是个表面慵懒，暗地里使劲儿的人，当然他从不强调自己有多努力。
从大学起，石一枫就开始创作小说，从短篇小说写起，有的发表了，更多的当成练笔压箱底了。石一枫毕业后去了知名的文学杂志《当代》做编辑，他的领导，《当代》的总编孔令燕这样形容他：没见这个人有多勤奋，没见到这个人每天伏案写作，但石一枫从来都是我们发稿量遥遥领先的人，有时候一本杂志发表小说最多的人就是他。“我们有一个沙发，他总是斜靠在那儿，在办公室他没有那么强的存在感，不是那种刷存在感的人，没有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孔令燕开玩笑：“他平时在微信里晒得最多的是吃喝玩乐，感觉他的用意就是为了麻痹大家：我什么都没做，其实他笔下的功夫都是私下用足的。”同事眼中，石一枫本职工作没少做，但隔一段时间就又出本新书，“底下功夫特别足”，说明他真的勤奋。
因为是北京话写作，石一枫出道时被评论称为“小王朔”，但如今的他却在极力摆脱这个标签。石一枫承认自己写作风格与王朔有某种相似性，但强调所关注的内容完全不同，主要原因是时代不同，王朔时期的北京与今日的北京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石一枫的语言，《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一句话形容得很生动：你有时候喜欢得不得了，但有时候某一句话上来，你又有点受不了。而他写《恋恋北京》那样一群北京青年故事，着实“热闹又伤感”。1979年出生的石一枫更像“80后作家”，创作个性鲜明，桀骜不羁。
石一枫自嘲不是个合格的编辑，“因为编辑要看别人的作品”，自己却专注写作。事实上文学杂志编辑这个身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许多“便利”，让他接触到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作品，从海量小说中选出优秀的小说，也培养出他独到的审美眼光。做编辑让他有了直接的生活阅历和职业阅历，即使石一枫开玩笑自己做编辑是一种“不务正业”的状态。阅尽千“帆”，石一枫更知道勤奋对于作家的重要性，写小说不能只凭借天赋。
文风从诙谐到严肃，但石一枫本人却不改幽默本色，面对严肃文学的受众越来越少，石一枫先回了句“没人看这事儿不能怪我们作家。”随后才正经解释：严肃文学的困境出现是正常的，因为时代在变化，三十年前读者可选择的内容并没有那么丰富，中国当下的文化生活十分丰富，各种写作方式都有它的受众，不必去过多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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