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童书业先生冥辰五十周年，恭读童教英女士编写的《童书业传》（修订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下文简称《童传》）和先生的著述，将阅读时所做的笔记整理成文，一如炷香祭奠，谨表我对前辈学者的缅怀和敬慕之情。
说童书业先生是史学界的旷世奇才，读者首先想到他那“奇特”的超强的记忆力。据《童传》的记载：史念海先生在北平禹贡学会时，曾与童先生一同赴张国淦家宴，席中张氏偶然问起《尚书》中某几个字，童先生马上说出，该书中共有若干，接着又举出某篇有几个，在哪一句中，说得完全正确，举座皆惊。山东大学的韩连琪先生曾是童先生的同事，闻说童先生有超强记忆力，不敢十分相信。一日，他与童先生打赌，取来十三经，任翻一篇，读一句，童先生果真能接着一字不差地背出下文。20世纪60年代，徐鸿修先生毕业留校，单位安排他当童先生的科研助手，徐先生对先生的超强记忆力也是半信半疑——尤其是此时童先生已年过半百，还能有这样的记忆力吗？一次，他便借请教为名，试探童先生的记忆力。他拿着古书，指说《禹贡》，童先生就背出《禹贡》；指说《泰誓》，童先生就背出《泰誓》。工作时，有时要查字典，翻开《辞海》部首索引，只要念到某部，童先生就能马上说出该部首的页码。或说《尚书》十三经等古书，老一辈的史学家都是幼时背诵熟读过的，成年之后仍能记忆，或终身能背诵如流，虽也称奇，然也偶有所闻。然对于新出的书籍，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苏联共产党党史》等，童先生只要看过一遍，便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这就不是一般靠熟读背诵的功夫而获得的记忆了。当时，山东大学华岗校长很赏识童先生超强的记忆力，曾请童先生在山东大学医学院传达他的政治报告，童先生居然能几乎一字不漏地复述。这种超强的、甚至有点神奇的记忆力，除了归因于天赋，别无解释！
童先生的超强记忆力，不可误解为超强的复述能力，否则，只能比肩于计算机了。童先生的“奇特”还在于他有超强的洞察力，那就是刘知几所说的“史家三长”的“史识”了。梁启超说“史识”是史学家的一种“读书得间”的观察力（《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唯有此观察力，方能读出史料中字里行间的真含义，找出隐含于文字背后的真史实。比如，关于春秋末年吴越国都的所在，传统的说法是吴都苏州，越都绍兴，一南一北纵向相对。但童先生在读史料时，见《吴语》中记载伍子胥自杀时云：“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又见《史记》载子贡为鲁说吴王云：“臣请东见越王”。他便起了疑问：“若当时吴都苏州，越都绍兴，则吴在越之正北，自吴至越，安得云‘东’？”又读《吴语》记越王勾践袭吴之役，有“沂淮以绝吴路”“沂江以袭吴”等语，水行自下逆上谓之“沂”，“淮”是淮水，“江”是长江，要“沂淮”“沂江”，则当时吴都已在江北了。又读《吴越春秋》云：“越闻吴王久留未归，乃悉士众，将踰章山，济三江而欲伐之。”“三江”即北江（今长江下游本干）、中江（即溧水）和南江（即吴淞江）的合称，称“济三江”，那越之伐吴须越过“三江”，可见春秋末期吴都已在江北了。复读《左传》等史料记吴、楚交兵，其地似多在淮水流域；若按旧说楚都江陵、吴都苏州，则就地形而论，两国当沿长江而战，不当循淮水而争。于是，他写成《春秋末吴越国都辨疑》一文，提出春秋末期吴曾徙都江北的邗城（今扬州附近），越在太湖流域。这个推断，全由对“悬目”“沂江”等片言只语的细读中洞察悟入。《吴语》《左传》《史记》等，都是普通的史籍、常用的史料，但童先生凭借他超强的洞察力，悟出新问题、揭示新史实，这就达到了严耕望先生所称颂的“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的治学境界了（《治史三书》）。
童先生的“奇特”，还在于他的研究领域极广，却能在每一个领域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创获。他当顾颉刚先生的学术助理，不只是收集、整理史料，每每能融入自己的研究心得或创见，提供给顾先生参考。顾先生一向有不据后学发明为已有之美德，凡是童先生的研究心得而采入他著述的，都一一注明。童先生研究的领域涉及古史、古籍考辩、古代历史地理、古代经济史、古代瓷器史、先秦思想史、历史理论、中国美术史以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等领域，对宋史、明史也有涉历。而每一个论域，他都能新见迭出、深诣创获，达到一流的学术水准。他参与且“痴迷”于疑古辨伪的研究，提出古史传说的“分化说”为“层累说”做通贯补充，又主持编辑“对十余年来古史辨活动的总结性”的《古史辨》第七册。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也是“一发而不可收拾”，撰有《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等论著论文近三十万字，主编《禹贡》半月刊的《古代地理专号》。他撰写的《春秋史》于1946年初版，四十多年后李学勤先生撰述“先秦史”的研究状况时仍说：“就专著而言，迄今还没有代替建国以前出版的童书业《春秋史》这一部书。”他的《春秋左传考证》，方世铭先生说它是“结合清代的考据资料与现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用能自创新格成此伟著，超轶前人，为二十世纪的一部名著。”在中国绘画史方面，童先生也有八十余万字的著述，这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个研究领域。童先生是历史学家兼绘画行家，又能博涉文物考古，故他在画史领域，做出了不同于单纯画史研究的新贡献。他的《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等文，创“中国山水画南北分派说”，“将画史上之一大疑案作一彻底之解决”，他所创的山水画“南北派”说，现已为学术界普遍采纳。
撰写了那么多著述，获得了那么多的成果，今人或会想象童先生一定有很好的读书治学条件。其实，除了幼年的岁月之外，童先生大约是民国年代生活最贫困、治学条件最差的学者之一。二十一岁起，他先后在南京财政部总务司、印花税司、当涂县政府、象山渔业管理局、浙江图书馆属印刷厂等充任课员、文牍和校对等，这虽是养家糊口所必须，而他的兴趣却在古书的考证上，此期间完成的《虞书疏证》《版本述》《评顾著〈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国语〉与〈左传〉问题后案》《二戴礼记辑于东汉考》等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著述，都是在业余时间里撰写的。一个普通的校对员能撰写如此高水平的学术文章，最终引起顾先生的注意，随即聘童先生至北平任他的学术助理。这样，大约有两年的时间（自1935年6月至1937年7月），童先生有较为安顿的生活，可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了。“七七事变”之后，顾先生离京赴川，童先生只得启程南归。归途中，他花二个月的时间，将随身带着的资料写成《中古绘画史》。其后，为躲避日寇的侵逼，跟随逃难人群避居到枞阳，约半年之后，再返往大渡口（时童先生的眷属都住在安徽大渡口竹石山庄），途中又被日军拘于难民收容所，后经营救，由芜湖转南京再转到上海。1939年，他经吕思勉先生的介绍到光华大学任教，这样，也略有二年的时间，他可以安顿且专心致力于学问。然好景不长，二年后上海又沦为“孤岛”，光华大学停办，童先生再得辗转奔波，自行谋生。他先后在宜兴张渚念劬中学和常州横林的惠林中学任教，靠他低微的中学教师的工资，维持着五口之家的生计。不久，抗战胜利，童先生却再度失业。直到1946年，新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宽聘请童先生为历史部主任，童先生重返上海。但那是米珠薪桂的年代，童家的生活顿时陷入了极度的困苦之中，为了养家糊口，除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博物馆的工作外，他又兼任了好几份工作。沉重的家庭负担将他身体压垮了，原本就神经衰弱的他，在这时发展到强迫观念症。他一边受着疾病的折磨，一边仍撰写古史、古籍、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论文，还新开辟了瓷器史的研究。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在自患强迫观念症的状态下，凭借他顽强的自制力，又进入到精神病学、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居然一如他在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写出一系列精神病学、心理学的著述。
民国年间大学教授的聘用，还是很看重学位文凭，尤其是“洋文凭”的。今人津津乐道无学位、无文凭、无著述的陈寅恪先生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固然是由于陈先生的学问超一流，实在也离不开梁启超的极力推荐。而此种美事，也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童先生在北平的时候，学术上早已崭露头角，可称是硕果累累了。他许多学术上的代表作，大都在北平时撰成的。然而，他也是无学位、无文凭，更无负笈海外的留学经历，凭借这些成果，还是无法在北平的大学谋得正式的教职；只能住在顾家，当顾先生的学术助理，每月由顾先生从自己的工资中取出数十元做报酬。靠着顾先生的帮助，靠着这数十元钱的工资，童先生可以糊口养家，更可以忘情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学术研究。此也可见，童先生所取得的这些学术成果，并非偶然，不是凭借他“奇特”的才气，其背后还有他的勤奋、认真和专心致志。据徐连城先生的回忆，童先生在青岛时，冬天的书房中总是生一个火炉，一边可以用来取暖，一边也可以在炉上烧水、煮稀饭等。童先生在书房里看书写文章，有时炉上的水开了、稀饭溢了，他坐在书桌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此勤奋、认真、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倾心于学术研究，也足以称奇了！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