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郑天挺 著 中华书局
研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的核心材料。
记叙“刚毅坚卓”精神的朴实文字。
一代学人治校治学治生的全景记录。
释字精确，标点严谨，体例完备。
附有《人名索引》并《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便读便查。
装帧精美，彩插丰富，收藏赠送，两得其宜。
半部联大校史，一代学人心路。比《无问西东》剧情更生动、更详尽的西南联大往事。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亲笔记录和梅贻琦、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钱穆、林徽因、金岳霖、罗常培、闻一多等人的交往。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对这一过程，郑天挺先生参与始终，始以教授膺聘，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此期间郑先生坚持记日记习惯，其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馀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郑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总务长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要职。管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各种工作、人事的纷繁错杂，其中矛盾棼丝难理之状况，可想而知。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诸端，均须一一过问，而郑先生于此时，展现了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无私热忱和超人才能，使得事事得宜。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绩彪炳史册，在这中间，郑先生的管理工作功不可没。日记作为郑先生记录事务，梳理思路的重要工具，不出意料地该载了大量有关校务的事件和处理措施，故称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史级材料，殆非过誉。
郑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集体宿舍，且位处“枢机”，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酬对之外，郑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陈雪屏、罗常培、钱穆、姚从吾、叶企孙、贺麟、雷海宗、罗庸、潘家洵、章廷谦、闻一多、毛准、林徽因、金岳霖、向达、唐兰、魏建功、吴大猷、周炳琳、曾昭抡、查良钊、张奚若、邵循正、吴宓、吴文藻、朱自清、吴晗、梁漱溟、李方桂、陈省身、邓广铭、游国恩、张政烺……不胜枚举。在何日，于何处，谈何问题……言及某事、某君、某书；以及1946年为北大复员事提前到北京，与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无不缕述清晰，今日治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者，于郑先生日记中可得无数之线索也。
郑先生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细密详明，直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又如日机空袭，教授、学生“跑警报”等记载，包含时间、地点、方式、人物等诸多要素，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珍贵素材。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叙说至真，令人读之，赞叹不已。
概言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跨度大，涉及广，记载周详，行文严谨，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治学的精神风貌。
书末附《人名索引》与《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便于检索查阅。
作者简介
郑天挺（1899—1981），又名郑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人，生于北京。1924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抗日战争爆发，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开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郑天挺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领域卓有建树，主持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工作数十年，培养了大批文史人才，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
相关评论
“郑副所长不为文则已，为文则为他人所不能及。”——傅斯年语
“毅生（郑先生）、莘田在北平持守得力，天禀实好，亦吾所念。”——熊十力致汤用彤、罗庸书
“斯人不出，如苍生何！”——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等人敦请郑先生任职留条
序言
郑天挺先生晚年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一文中曾这样描述西南联大，他说：“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三千五百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文化史料》第四辑，一九八三年）的确，联大当时在人事安排上，确实是互相尊重、维持合作的。以联大历史系为例，当时傅斯年即对北大教授姚从吾及郑先生说：“你们都不要作联大系主任，让别人作。”八年中也确实如此，历史系教授间始终团结一致，努力教学。
又如一九四○年初，梅贻琦让郑先生做总务长。郑先生不愿意，他的北大友人亦不赞成。后考虑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合作局面，这些人又反过来敦劝郑先生就任总务长，以利团结。冯友兰、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还专程上门，留“斯人不出，如苍生何”条而去；后又在周炳琳、傅斯年、蒋梦麟之劝说下，郑先生才正式就任联大总务长一职。且原约仅任半年，不意竟做到一九四六年三校复员。这就是郑先生上文所说的“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
郑先生联大日记手稿基本齐全。他到昆明前两年，主要是承担教学、研究生培养及北大行政工作，日记记录了他在战时的教学、科研情况，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办学思想及学术见解。一九四○年后，他除教学外又任联大行政职务，工作和会议繁多，记录内容涉及联大教学、规划、人事、行政、三校及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又因他一直住集体宿舍，每日来访者甚多，故也记录不少当时教授们对学校、对政府及对时局的看法。因之对于研究及关心西南联大的人与事，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日记本为自用备忘，并未考虑发表。早在十年前中华书局即建议将此部分日记出版，家属出于多种考虑，未作同意。近年研究西南联大历史与办学经验的学者日多，急于获得相关的第一手资料。而当年联大教师又多已作古，中华书局又再次催促，家属方同意，并将日记手稿交付中华书局编辑部。但这些记录出自七十年前，牵涉到的人和事及关系又多且复杂，故仍不乏顾虑。由于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每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对事物的理解亦不可能是相同的。因此，希望读者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日记中所记录的人物，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往事。我们相信，读者亦必会以“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看待这部日记的。
本日记经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北大校史馆马建钧、郭建荣先生，学友封越健和孙卫国等先生的多方鼓励与热忱帮助，得以出版，万分感谢！尤其是俞先生所在的中华书局编辑部的团队敬业精神，更令人感动！
郑嗣仁
二〇一七年九月八日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