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历史辞典编写会”时合影，历史学家谭其骧（左）黄现璠（中）陈述（右）
父亲陈述是一位历史学者，离开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但我还是常常思念他，往事历历在目。
清晨我在附近的公园散步，周围来来往往的人们老年居多。看着他们中有些皮肤、眼睛都很老了，还有的坐轮椅由亲人推着，我心里猛然很惊讶！我怎么没见过父亲这么老态的样子？他好像还没有老就走了，竟没有留给我任何照顾的机会。父亲在八十高龄的时候还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他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而我却疲于奔命，上山下乡就不算了，回城后又上学、又养小孩子，对父亲的关心太少了。
父亲不是一个琐碎的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安排得很紧凑，除了清晨在户外散步，工作的时间排得很满。责任是他一生看得很重的一件事，就像军人要保家卫国鏖战疆场，学者就要努力去伪存真，为后世学人铺平进步、发展的道路。
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见到他的日记，尤其是在生命最后一段的记录，让我很感动。在1991年12月26日的报纸上，北京市政府提出要办八件对市民有益的事。父亲在日记中写下：“明年辽金城垣博物馆就要开办了，被排在第六件。”他剪下了这条消息，用红笔把第六条划下，可惜他没有等到之后辽金城垣博物馆的开馆。他临终前的工作排得很紧，本子上记录着要写什么信、要改什么稿、要找谁谈什么事……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很是忘我。在诸多繁杂的工作中他很少考虑过自己的事，连身体健康都置之度外。平时他最不能容忍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就像人们当时常说的，“小车不倒只管推”。也正是如此，今天我才猛然想到：这样忙碌的父亲怎么会有老年的感觉呢？我常听到他讲：“要对自己做过的工作负责，若后人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少费周折，因你的工作而让后人节省时间、精力，你的工作才有意义，否则无数的人为一个事情反复投入时间精力研究，就是劳民伤财。每个人对自己做过的事情、研究过的内容要负责，要有担当。”他确实是这样做的，对自己做过的事都有记录。
在做《辽史补注》的过程中除了不断解决遇到的难题，他还将诸多相关问题收录、整理和总结，并出版学术成果以供后学取用。如先将搜集的辽代出土文献辑成《辽文汇》，后又增广为《全辽文》，等等。他希望后世学者们再用文献时不必像他那样费时费力，可以经他的工作而得到帮助。又如编著《金史拾补五种》，父亲把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金代诸多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等等易混淆的内容另录成册，边发现边考证、边整理边补充，探究学问精益求精。我曾亲耳听到一位老编辑讲他自己用破了三本这部书，赞扬父亲在这部书上用功很深、很实用。之后，父亲又辑成了辽史的部分，汇在一起成为《辽金工具书十种》（待出版），为后学研究难治的辽金史提供更多的帮助。
之所以如此努力地做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因为父亲有学习的心得。在他做学生的时代以及最初工作的年代，条件都没有后来好，为搞清一些难解的史实，常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那时我常见他仰天长叹，口中念念“恨不能起先人而询之”。对当时只有小学文化的我来说，根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他很为难。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父亲耐心地给我讲，“太难了，资料少，我不能很快得出确切结论，想有知情的前人能给我一些指引。”
即便在这样无助的情况下，父亲还是以他深厚的史学功底及毅力，凭着一支笔，几十年如一日，执着于他的工作。为了自己的研究使命及学术追求，他放弃了太多的休闲，放弃了太多的名利诱惑。经历了受教学习的民国时期，强化他使命感的抗战时期，爱国责任升华的内战时期，报效祖国的解放初期，无奈迷茫的“文革”时期，以及奋而发力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始终对自己的学术追求坚定不移。
我与父亲受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成长在完全不同的年代，但在与父亲的生活接触中，我崇拜他的学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做任何事情都脚踏实地、没有虚浮。要做到这点很难，尤其在庞大繁芜的历史求索中更显不易。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位年轻学者，因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年轻人自恃记忆力好，执着己见。正好我在家，父亲喊我去书房取《册府元龟》第几册，拿来打开第几卷第几页。我照办了，那几位年轻学者惊叹不已，深深地敬佩父亲的学问及过人的记忆力。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也让我很佩服，许多了解他的先生也有同感。
在父亲百年纪念会上，南京大学姚大力先生几句朴素的话，也让我感慨万千：“人不是生而做官的，陈先生也曾有许多机会，但他有学术上的追求，他放弃了仕途，成就了一位学者，否则他不一定不是一个好领导，因为他有强烈的责任心，对社会负责、对工作负责、对自己负责……”父亲的一生真如姚大力先生所言，为了学术追求矢志不渝，心无旁骛。对于地位、虚名不做计较，完成学术研究的使命才是他最为在意的事情。
在经历过的诸多运动中，父亲都不是激进分子，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地改变自己的理想和原则，他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气节。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父亲的研究逐渐步入成熟的时候，但因形势突变，他的工作戛然而止，不得不面对整日的运动、检查、劳动。但他凭着自己的信念，学术上的追求及强烈的责任心，在之后的日子里没有停下脚步，更加争分夺秒。这种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子女，虽然上山下乡我们也曾经受了许多磨难，但我们都是积极向上和宽容的。这与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与影响分不开。父亲本人更是在有机会为社会服务时把握住机会，再次投身到辽金史研究的振兴工作中。他鼓励青年学生参与专题研究，提倡搞历史要重视考古发掘，自己也多次为考古部门提供背景资料，帮助一线考古工作者及时作出报告，及时填补历史空缺，解决学术问题。他一如既往地承担责任，为各方面求教的学术单位、个人提供真诚的帮助。
“文革”后父亲被聘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担任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的创会会长，并被聘为社科院研究生院首批博士生导师。在研究生招生时他考虑到辽史研究中契丹字的问题，有意在计划中安排了一个有数学专业背景的学生。因当时新的计算机技术已经开始走进各研究领域，并在世界上先进的国家应用，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还很少有类似的研究探索。父亲正是看到了先进科技的力量，希望能利用计算机破解契丹字之谜。虽然之后未能如愿，但这一尝试足见父亲在专业研究中的锐意进取和对学科建设的远见。
父亲虽受教于上世纪之初，但学术思想是开放和与时俱进的，并不僵化和陈旧。学界同仁认为，他是少有的以旧科班的功底运用新史学方法研究历史的专家，是一个有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的史学家。
近年来在我整理父亲文稿的过程中，曾看到他在文革中无奈写的各种检查。从中我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从大学预科起父亲就勤工俭学，为学校图书馆抄词条、为古籍做标点，而这些工作是学校在选拔之后，提供给优秀学生的，同时也是一种参与研究实践的机会。父亲在大学读书期间的多份作业被老师看好，其中大二的一份作业由校长亲自题笺、刊印成单行本作为全校同专业学生的范文。看到了他的求学经历，我更加佩服他的认真专一，对工作的敬业，对事业的奉献，以致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就是这段学习练就了他扎实坚韧的专业基本功，并确立了他后来一直坚守的学术目标。经过大学几年的学习生活，充实了父亲的头脑，开阔了他的胸怀与眼界，他在学术研究上选定的方向也越来越清晰，辽金史研究成为了父亲此后六十余年矢志不渝、拼尽全力的学术研究领域。
大学还未毕业，父亲便在陈垣、傅斯年、陈寅恪等先生的举荐下，到“中研院”史语所工作。之后的数十年，他主攻辽金史、东北史及东北民族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参加了全国的民族调查。通过深入的调查与广泛的文献研究，父亲还形成了颇有史学、民族学、文化学、政治学影响的学术著作和重要观点，如达斡尔族源于契丹、“第二次南北朝”、东北部分民族（土、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史源探寻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完善了相关的研究，其影响也远超于史学研究之外。
比如论证达斡尔族源于契丹的问题，父亲曾留下《达斡尔族简史》的手稿。他不仅翻阅了有史以来卷帙浩繁的各类史料文献，进行了实地调研，还借鉴了日本、俄国等部分国家中国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父亲做出这一学术判断是下过工夫的，在研究中兼用了中国传统学术和近代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类方法。虽然在学术界曾存在不同意见，但约半个世纪后DNA等新科技的运用证实了父亲当时的判断，达斡尔族学者和民众也由衷地感谢父亲在这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
再如父亲通过研究辽金契丹女真史，更多地看到了辽金时期北方各民族对国家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为了改变以往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对辽金两朝的偏见，如异邦、外族、侵略、蛮夷、落后的说法，以及历史分期略过辽金时期，甚至把辽金视为“国外”敌对的王朝的错误认识与民族偏见，明确提出了辽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的观点，这对当时国外有些主张“长城以外非中国”，企图分裂多民族中国的错误论调起到很及时的批驳作用。在他写的《辽代史话》这本书中以史实作为学术依据指出这些错误，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也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今天中国多民族的共存共荣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依据。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是现在人们表扬勤奋努力工作的同志时常用的一句话，而我由衷地感到，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对工作认真负责，想将最完美的作品留世。他做人朴素、诚实，没有虚情假意，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一心放在学术研究上。记得一次我中午下班回家来看他，并问道：“今天怎么样？有事吗？”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哎呀！今天太好了，来了一个达斡尔族姑娘，聊了很多，还给我跳了舞，我太高兴了。”也有时我回家问他后，父亲会幽默地告诉我：“哎呀！今天可是连个蚊子都没飞来过。”也有时我回家会见到父亲与朋友在家里聊天，多是在谈工作、学术上的事情，很少谈到现在老年人关注的养生之类的事。这也是我心里很难过的事情，工作上要最高标准，对生活很少计较。
父亲的生活虽然很简单，但充满了关爱和幽默。一次我中午回家晚了，父亲没休息一直等我，并迎我进了厨房。我当时眼前一亮，一大盘摊鸡蛋放在桌子中央，很整齐漂亮，我忙问他怎么还没吃饭，他很开心地告诉我他吃过了，这个蛋饼是专门留给我的，是他自己做的。他热爱生活，总愿意把最好的呈现给别人，我很理解。
转眼父亲离开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整理父亲遗留的稿件等文献，但因专业不同，必须克服各种困难；也因各类琐事干扰；更因无数的回忆，无限的怀念，使得整理工作时断时续。
在和中华书局的共同努力下，父亲倾其一生完成的《辽史补注》终于要出版发行了。这是父亲一生学术追求的部分成果，也是其最为在意、用功近六十年的成果。作为对辽代历史的学术补充，该书曾被太多学人寄予了厚望。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学者就曾在报纸上著文期待这部父亲从三十年代即着手的一代史著能早日问世。八十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在院庆之际，以中华杰出学人的名誉邀请父亲赴台同庆。虽未成行，但父亲感受到两岸华人对祖国文化历史传承所做的努力，很受鼓舞。九十年代初父亲组织学会召开了辽金史国际研讨会，之前还亲自赴美讲授国内辽金史研究的进展与成绩，使国内的学术研究受到国际同行的瞩目。
想到和想说的话太多太多，在此《辽史补注》出版之际，我真诚地感谢所有为了实现父亲遗愿给予过支持的人。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可以为后来人学习、研究辽代历史提供帮助，这也是父亲的愿望。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