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代表，中华书局总经理、编审。

198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1991年起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任；2003年起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总编辑；2012年起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任中国出版协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文化产业年度人物等称号。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

著有《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鸣沙习学集》等。

有着106年历史的中华书局，在今天的读者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在中华书局楼道墙上有一幅宣传彩绘，上面有一行醒目的文字：传统文化故乡，现代精神家园。这句话形象地概括出中华书局现在的面貌，也是中华书局近十几年来一直践行的出版定位和努力向读者传递的出版理想。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从事出版工作三十多年，一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耕耘，对在新时代如何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传播，畅谈了他的体会和感触。他表示：希望通过三年的努力，在国家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时候，中华书局的传统文化出版有长足的发展，传统文化“中华版”，能够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为更多的读者所认知、认同。

记者：您作为来自出版行业的党的十九大代表，亲身经历了十九大的召开，对十九大报告中“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一定会有您独到的解读，请谈谈您的感受和认识。

徐俊：作为文化产业的一名基层党代表，参加了党的代表大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亲历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启，确实有不少更直接的触动和感受。但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领会，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并结合工作实际贯彻落实。近期我们认真反复学习十九大报告，从中华书局发展实际出发，对照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新目标、新要求，深入思考，找准方向，调整步骤，以积极热情的精神状态，去迎接新时代给出版业带来的社会环境的变化、阅读需求的变化、产业自身的变化，迎接新时代给出版业带来的新的发展要求和新的文化责任。

十九大报告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视，对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重视，应该说这种重视程度是空前的。有些提法尽管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就已经论及，但像这样放到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进行系统表述和阐释，却是前所未有的；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并列，写入《党章》，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这样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高的重视，意味着更高的要求和责任。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出版从来都是把文化功能、教育功能放在首位的，从来都是与国家进步、人民需要同步发展的，我们不能忘记出版者所肩负的文化担当和文化引领责任。

记者：请您谈谈十九大报告对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空前重视，对我们出版工作意味着什么？如何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中理解我们的出版工作？

徐俊：对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重要论断的理解，我认为要放到更大的背景下来认识，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变对文化产业的影响有哪些？出版业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必须认识到，新时代、新矛盾、新目标、新要求，对全社会来说都会带来根本性的转变，不是一种提法的不同，随之而来的改变将会在全社会产生实际效应，会逐渐全面显现。这种变化是全面的不是局部的，是整体的不是个别的，是长期的不是短暂的，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因此我们必须破除因循守旧的作风，积极迎接新时代新变化。中华书局作为一个百年品牌的出版企业，要尽我们的文化责任，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高尚的文化品格，坚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坚持为更广大的读者服务，同时要乘势而上，要以全新的视野，去理解、适应社会的变化、文化需求的变化，发展我们自身的企业实力。

记者：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您怎样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

徐俊：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文化的引领者、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我认为，对我们国家和民族自身的文化，有这样旗帜鲜明的中国立场，有这样坚定不移的重视和全面清晰的表述，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精辟的论述，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对我们从事传统文化内容出版的人来说，就是如何做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些关键词需要我们结合自身产业方向、产业优势、社会需要，认真思考，努力践行。这样的要求，对我们从事传统文化内容出版更具有高度的针对性。

记者：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使命的中华书局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请您谈谈中华书局在这方面的做法，如何抓住机遇，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传播工作？

徐俊：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述，是中华书局工作的长期遵循，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结合中华书局新的三年考核期，调整“十三五”发展规划，修订产品发展战略，提出了新三年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思路；调整机构和机制，将人力、资源都调集到确定的发展目标上来。我们认真总结过去十几年的发展道路、经验教训，明确了以下四点基本思路：一是坚定不移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的唯一方向，构建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版”产品体系。二是坚定不移地走专业化道路，专业化既是对古籍学术出版的要求，也是对传统文化大众出版、传统文化教育出版的要求。没有专业优势就没有中华书局的品牌优势、产品优势、渠道优势。三是坚持持续探索传统文化大众出版之路，破除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的评价高低的固有思维，扩大中华版图书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四是坚持品牌营销战略，以丰富丰实的产品线和产品群来支撑、支持品牌营销，形成品牌与产品的有效照应，实现整体发展。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中华书局近期在产品体系构建、重点产品线拓展方面的做法。

徐俊：十几年来，我们在传统文化产品布局和拓展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大的产品板块说，2017年我们的古籍学术出版、传统文化经典文本、传统文化大众读物三个支柱板块都保持了稳步增长，鼎足而三的格局进一步稳固。以重点图书为例，古籍整理如《魏书》、《南齐书》修订本及《辽史补注》，学术著作如《孙中山史事编年》《何炳棣著作集》，传统文化大众读物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读本》，等等。以单体编辑部门为例，继基础图书分社连续五年发货码洋过亿、2017年销售实洋突破亿元大关之外，古籍中心历史编辑室也第一次站到亿元级平台。这些成绩确实令人鼓舞。但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很突出，板块和产品线、产品群还有不少缺项，亟须完善结构，填补空白，补足短板。我们将继续坚持发挥重大项目带动作用，坚持“基本书”理念，在古籍整理、学术著作、传统文化大众读物、传统文化教育出版方面，抓住重点，循序推进。目标是构建结构完整、品种齐全、质量优异的中华传统文化产品体系。

另外，我们多年探索的《中华文化基础教材》的研发和推广，在2017年实现了突破，传统文化教育出版在中小学落地，是我们未来三年的又一个重要工作面向。2009年，我们成立了中华书局经典教育推广中心，专注于传统文化教材研发和师资培训。2013年，以台湾地区持续使用60多年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为蓝本，经过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权威专家修订的高中段《中华文化基础教材》正式出版，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随后，我们充分总结全国各地已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经验，邀请知名专家和一线名师编写了1~9年级的《中华文化基础教材》共18册，成为国内第一套课程化、系统化且配套齐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使用的学校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2017年根本性的突破是山东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于6月通过山东省教育厅审定，这是全国第一套依据《课程指导纲要》编写，经过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研制专家主持审查通过并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的传统文化地方必修教材，目前在山东省七个地市开始试用。广东、内蒙古、陕西等省区的传统文化地方教材已经开始使用，四川、江苏、河南等省的传统文化教材合作开发工作也已经推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学校、进课堂，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有明确的要求，我们认为这项基础性工作，对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记者：2018年1月，中华书局迎来了第106个局庆日。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在继承中创新。数字化时代若要使古籍出版行业的发展更具活力，恐怕离不开对古籍数字化产品的探索，中华书局在古籍数字化产品的研发与推广方面有什么规则？

徐俊：中华书局的古籍数字化工作，已经经过了近十五年的探索实践，开始十年在古籍数字化开发的技术规范标准以及数字资源积累方面，形成了一定成果和宝贵的经验。2013年，我们启动了“中华基本史籍知识库”项目，第二年实现产品化，“中华经典古籍库”正式上市，以较好的质量受到学术界的欢迎。2015年，我们提出将数字出版放到与传统出版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对待，成立了中华书局独资子公司古联数字公司，尝试通过产业化的方式，推动古籍数字出版加速发展。2016年，启动“中华古籍整理出版资源平台”项目，目前尚在建设中。应该说，中华书局的出版融合发展是从“十二五”期间开始启动的，“十三五”期间将加速发展。目标是在“十三五”期间，再造一个“线上中华”，实现中华书局的传统文化出版从传统出版转型为现代全媒体出版。

已经上线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受到大家的关注，已在国内外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公共图书馆大量使用。“中华经典古籍库”是面向学者专家等专业用户的、基于古籍整理本的古籍数据库，提供高质量的整理本古籍阅读和检索服务。上线之初，以中华书局核心点校整理本经典古籍图书为主要内容，到2017年底，在库资源已突破10亿字，包括中华书局和凤凰出版社、齐鲁书社、巴蜀书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辽海出版社等十多家出版社的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在“中华经典古籍库”的基础上，我们将全力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总库”，形成系列数据库集群，成为国内领先的优质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内容提供商和知识服务商。

记者：随着全社会对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需求的增长，中华书局的品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请您谈谈中华书局在品牌建设和阅读推广方面的做法。

徐俊：中华书局近十几年来，经过了从专业出版向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结合的多元发展转变，中华的读者受众和影响力也从专业学术扩展到了更广大的大众层面，这是我们坚持“守正出新”出版理念的结果。我们认为这条道路符合社会对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需求，符合内容生产从核心向外延拓展的规律，更是中华书局发展的需要。基于这一点，对内我们特别重视品牌建设，重视品牌与产品的照应，重视整体营销能力的提升；对外我们特别重视社会责任的体现，通过面向不同读者人群的活动，推动全民阅读的开展，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民生活，一句话，就是要在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发起开展的“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大赛已经连续举办六年三届，聚集了海内外的中华古典诗词爱好者。我们连续三年举办的“中华书局4·23读者开放日”活动，已经成为面向中华书局核心读者的传统文化公益品牌。我们与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的故乡浙江桐乡市联合举办的“伯鸿书香奖”评选，面向全国最基层的民间阅读组织和推广人，已经到第三届。每年一届面对中小学的“中华之星国学大赛”，每月一期的“伯鸿讲堂”，都已经形成可持续的模式。我们得到宋云彬先生后人的大力支持，以“宋云彬古籍整理基金”及古籍整理奖的评选，对那些甘于坐冷板凳长期从事原创古籍整理工作的学者、编辑进行表彰，引导全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关注。2017年廊坊书博会期间，我们还发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阅读推荐书目》，以品牌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以服务读者促进市场培育。

记者：新时代的编辑，要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我们注意到您除了编辑出版工作外，还一直坚持与古籍学术有关的研究，请您谈谈如何结合编辑工作实践，提高编辑工作能力？

徐俊：编辑是出版的核心竞争力。回到编辑工作本身谈使命和能力，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编辑，基本要求还是大家达成共识的几个方面：专业素质、读者意识、市场观念、运作能力。在当下出版产业化的环境下，后面三点在全行业得到了普遍的重视，不用多说。而对第一点即专业素质，应该充分重视，长期坚持。专业化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传统，中华书局作为传统文化出版重镇，最大的特征和优势就是专业性，过去中华书局提倡编辑学者化，现在我们提倡编辑专业化。编辑要对自己所在的出版板块、所负责的学科，长期跟踪、深度介入，有对学术的基本判断力，才能真正服务学术、服务作者、为读者提供精准的内容产品。编辑工作的专业程度，集中体现在产品和队伍两个方面：专业内容、专业品质，专业编辑、专业精神。编辑工作最基本的目标是提升图书产品的内容质量，提升图书产品的市场价值。这两点都以编辑队伍的专业素质为起点。而做一个优秀编辑、一个优秀出版人，在内容生产和产业经营两个方面都具有专业的要求，我想这也是对新时代年轻一代编辑，应有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