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生书简》 杨联陞 著 蒋力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杨联陞，著名史学家。上世纪30年代得清华名师真传，40年代负笈哈佛，50年代成为西方汉学界一流学人，哈佛燕京讲座教授。杨先生治学从经济史入手，兼治文史语言，曾任赵元任助手，与胡适通信论学二十年，余英时称其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
《莲生书简》不是杨联陞（字莲生）先生的书信总汇，只是他的书信辑存选。其中很少一部分，曾收于《哈佛遗墨》的2004版——那版书名的副题是“杨联陞诗文简”。当时，曾有好师好事者写随笔，责备了副题中的那个“简”字。新书定名，为何还要用这个字？杨联陞不是一个阔教授，生活相对节俭，他日常写信时较爱用的是邮简，三折六面，除一面写地址外，其他五面均可书写，一简一角五分，确是便宜。上世纪70年代美国邮政改进，寄往远东的航空信由二角五分半减至二角一分，写偏长的信，较邮简反而便宜，所以他后来给隔海师友的长信多是此类。简（邮简）而不简（简单），是杨联陞书信的一个特点，为其编书信选，此“简”岂可舍弃乎？
杨联陞生活的年代，通讯联系方式远不及今日之便利，电报、电话之外，通信是最重要的联系、沟通和交流的方式。无怪乎台湾还曾设立过“通信院士”（级别低于院士）。在异域生活五十年，杨联陞给多少人写过多少封信，是永远也无法算准的数字了。当然，也未必有算准的必要。遗憾的是，“多少人”中，确有一些是可以确定为杨联陞相对固定的通信对象、且曾论学往还而不止是拉家常聊生活的人，有对方不止一纸一信的来函为证，编者却未见到杨先生的一纸一字。我还有一个企望，那就是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一些相关人士的后人或感兴趣于斯的人的关注，或许还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意外的新（信）收获。
收于此书的书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论学，讨论、散论、简论、偶论都有（以致胡适、钱穆先生信为代表）；二是以信代文（最典型的莫过于《与曾我部静雄教授论课役书》）、以信代评（以致陶希圣先生信为代表）；三是事务性内容为主（如台湾《清华学报》的编辑构想、安排，及与作者的沟通）；四是通报近况（以台湾《清华校友通讯》的读者为主要对象）；五是家书（致妻舅缪钺先生的信介乎于论学与家书之间，也可以说半是论学半是家书）。
本书从《论学谈诗二十年》一书杨联陞致胡适的117通书简中择选了10通，前8通均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料室，是上世纪40年代胡、杨交往初期的一个缩影。耿云志先生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时，辑入了杨信29通，可惜影印效果不佳。这部分书简连杨先生本人都没有存稿，殊为珍贵。若不是台湾胡适纪念馆编辑胡、杨二人的《论学》一书并从耿云志处求到原简照片，胡、杨那段学术交往的历史就将成为一段模糊的历史。第9通涉及胡适遗嘱及其对遗作整理者的安排和杨的态度，与“学”相关，然非论学。第10通是杨致胡的最后一信，适之先生是否看到都很难说。他们之间的通信业到此戛然而止，其后就是杨联陞闻胡适去世后发出唁电了。本书不能把《论学》中的杨信全搬过来，只能略选数通，10与117相比，只是一角，但确是见真性情的一角。
若不是我寻及，致钱穆先生的这组书简恐将在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或基金会的库存中继续沉睡下去，亦难知何时可以“醒”来。钱、杨的通信，至少勾勒出了钱穆先生写作巨著《朱子新学案》的背景及大部分过程，还有杨联陞对钱穆先生始终如一的支持。论学，论朱子学之外的通信内容，亦有真性情的体现，如相互关注对方的身体、介绍各自的健身心得、兴趣爱好等等，读来饶有情致。与素书楼的联系，是商务印书馆的朱绛牵线，他也是我与浦薛凤先生之女浦丽琳取得联系的牵线人。
“论学”即已成为某册书信集的题目，可见其于杨联陞书简中的比重之大。其次可以提到的另一个主题是“诗”，比“谈诗”简略。杨联陞也确是一个充满诗情的学者，尽管他的诗作水准高低不一，却在他的生活和交友过程中占有很大篇幅。他乐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乐于写诗、抄诗、品诗，诗免不了地成了他的书简中的一项谈资。自己小有得意的诗作，他会不厌其烦地抄给多位师友。大概也只有那些专谈事务性内容的书简，才丝毫不见诗的踪影。我甚至感到：诗、信、书评，是杨联陞最擅长、最热衷的三种文体。
杨联陞对他人（主要是学人）的评论评价，在书简中也常有体现。往往是在二三句之间，即作出准确概括，概括即结论。这种真性情，除了日记之外，或许只有在书简中才能看到了。性情中人，即便身体不佳、工作繁忙、情绪波动时，有些不得不写的书简，他也还是坚持去写。书简中那些潦草、凌乱的字迹，就是证明。
读信读简，读来读去，其实不外乎读人读史（世），读浅读深。《莲生书简》类如一部上世纪的学人交往史、学术交流史，然比史书更生动、更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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