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镜子似有一种偏爱。李太白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持镜照出了愁；李义山道：“玉匣清光不复持，菱花散乱月轮亏。秦台一照山鸡后，便是孤鸾罢舞时”，以破镜叹出了不遇之殇；唐太宗也曾有三面“镜”：“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一部“镜史”，也是一部微观的中国史。
霍宏伟著《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三联书店，2017年
近日，霍宏伟著《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书中重点选择了战国、两汉、唐代三个具有代表性时段的铜镜，诠释中国古代铜镜发展与转折的起承转合。澎湃新闻专访了该书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霍宏伟博士，请他谈谈铜镜背后的故事。
铜镜的历史
澎湃新闻：历史上有哪些关于铜镜的故事？铜镜对于古人意味着什么？
霍宏伟：历史上与铜镜相关的故事不胜枚举。例如，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战国时期《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秦末刘邦率兵攻入咸阳宫，亲眼目睹了秦始皇曾经用以照宫人的大方镜。托名西汉刘向所撰《列仙传》中的负局先生，是一位具有仙风道骨、充满传奇色彩的磨镜客。
隋末唐初王度撰写的小说《古镜记》，叙述了一面宝镜去灾灭邪、除掉精怪的十八个神奇故事。唐人小说《聂隐娘传》中的女主角聂隐娘，主动嫁给了磨镜少年。这篇小说还被今人成功改编成古装题材的文艺武侠片，改名为《刺客聂隐娘》，于2015年搬上了银幕。唐代小说《敬元颖》则将故事发生地点安排在天宝年间东都洛阳城洛北里坊区清化坊的一眼水井中，来自金陵的陈仲躬让两人入井，从井底淘出一面古镜。根据小说对古镜纹饰的描写，在现实生活中还能找到与之基本对应的实物资料，这就是在浙江上虞发现的一面唐代天象镜。
铜镜对于古人而言，包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的含义，不仅能映照容貌，而且还能趋吉辟邪。后人耳熟能详的是唐太宗李世民那一段富有哲理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段话还被白居易引入诗作《百炼镜》：“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总之，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可照容颜变化，可鉴国家盛衰。
澎湃新闻：您能否简述一下我国的铜镜发展史？
霍宏伟：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铜镜有四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大致经历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明清等不同时段。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镜出自甘肃齐家文化的墓葬中，距今四千多年。1976年，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四面铜镜，其中的两面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中国铜镜史上，有三座高峰，即战国、两汉、唐代。其留存至今的铜镜数量较多，制作工艺精湛，纹饰题材异彩纷呈，代表了中国古代铜镜制作的最高水平。总体来看，中国古代铜镜的发展，有一个从强调装饰到注重实用、由神话到世俗的规律可寻。
澎湃新闻：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五区四号墓和六区三号墓都出土了圆形铜器，且四号墓的铜盘在X射线照射下的纹饰非常漂亮，请问它们是铜镜或是其雏形吗？
霍宏伟：出土该铜器的五区四号墓，位于偃师圪垱头村西北高地上。1975年，农民挖土时发现了随葬墓中的兽面纹玉柄形器、镶嵌绿松石圆形铜器各一件。这座墓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存的中型土坑竖穴墓，应是贵族墓无疑。
据《偃师二里头》考古报告所云，该墓所处位置位于宫城区西北，是墓葬集中分布区，发现有贵族墓。四号墓所出镶嵌绿松石圆形铜器，从X光透视黑白照片来看，器为圆形，左右两侧及下部残损，左侧残损面积较大，右侧残损较小，整个器物看上去略有变形。器中心为一黑色圆形，向外分别饰两圈十字纹绿松石片。内圈十字纹较小，环绕中央圆形均匀分布，排列密集，残存11个，复原应该是13个。外圈十字纹较大，每一纹饰均位于内圈两个小十字纹之间，相间排列，残存12个，复原数应是13个。内、外圈的十字纹形制基本相同，均为横短竖长，内细外粗。边缘一周镶嵌长方形绿松石片，残存51块，复原数为61块，大小相同，排列均匀，形似钟表刻度。这件铜器正面最少蒙有六层粗细不同的四种织物。直径17、厚0.5厘米。
铜镜有五个基本要素：形制、镜钮、钮座、主区纹饰、镜缘，二里头遗址圆盘状铜器，除了镜钮目前无法通过X光显示之外，其他四个要素都有。具体而言，其形制为圆形，钮座略呈圆形，主区纹饰是内外两周十字纹，边缘是一周短直线纹。主区纹饰加上边缘纹饰，从整体来看，构成了由中心钮座向外的放射状分布。这种纹饰风格与已确认最早的齐家文化铜镜、较晚的商代铜镜纹饰布局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它仍然缺少一些我们想要知道的信息，如是否有钮？正面是什么样子？由于六层织物的包裹，让人无法知晓这些信息。所以说，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绿松石的铜圆盘是否为铜镜尚难以断定。
在二里头遗址的另外一座墓中出有一件圆盘形铜器。一本考古图录对这件铜器做了介绍，并称为“铜镜”，出土地点是二里头遗址“IV区硃3”，直径11.8厘米。它是铜镜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据《偃师二里头》考古报告记述，位于六区的三号墓中，出土两件圆形铜器。其中一件器体较薄，两侧有对称的四个圆形小孔，三个孔背面留有残钉痕与木质痕，四周镶嵌绿松石片。直径11.6、厚约0.1厘米。比较器物黑白照片与图录中的彩色照片细部，发现两者的确为同一件器物。用铜镜的五个基本要素来衡量这件铜圆盘，差距较大，难以判定为铜镜。
“中国大宁”鎏金博局镜、日光镜
澎湃新闻：前不久，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秦汉文明”展当中，只有一面铜镜，那就是“中国大宁”鎏金博局铜镜。在展出的300多件文物中，为什么选择了这面铜镜作为展览的“压轴戏”？
霍宏伟：1951-195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遣工作队前往湖南长沙，配合基建工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在长沙市北郊伍家岭，发掘一座编号为211号的西汉后期墓。在墓室北部清理出一处棺椁遗迹，其内随葬两面铜镜、1枚金饼、1件石璧及大量的五铢铜钱，还残存有漆器腐朽之后留下来的鎏金铜泡、鎏金铺首、金箔贴花及漆皮痕迹。在棺椁外，还放置有两组铜器与陶器。从棺椁的范围和随葬器物的配置来看，这座墓应该是一座身份、等级较高的合葬墓。
这面“中国大宁”鎏金博局铜镜，出土于211号墓棺椁的西南角。该铜镜为圆形，圆钮，柿蒂形钮座。纹饰繁缛复杂，有各类兽首、怪兽、鸟等纹饰。接近镜缘处，装饰一圈铭文，其中有“中国大宁，子孙益昌”一句，为汉镜铭文所仅见。
此镜有三个独特之处：第一，它是考古发掘品。第二，它不是一般的青铜镜，而是镜背鎏金的镜子，属于特种工艺镜，这种经过特殊工艺加工制作的汉镜数量非常少。镜子直径达到18.7厘米，十分罕见。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这面镜子背面的一圈铭文中，有“中国大宁”四个字，这不仅反映了汉代人期盼国家安宁、国泰民安的美好心愿，也道出了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心声。所以，将这面“中国大宁”鎏金博局镜安排在展览最后，作为“秦汉文明”展的“压轴戏”，是当之无愧的。
澎湃新闻：汉代有一种铜镜叫“日光镜”，请问它是如何得名的？有人说它能透见日光，这是真的吗？
霍宏伟：日光镜是西汉时期的铜镜，因镜背有一周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而得名。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面直径7.4厘米的日光透光镜，看起来与一般的西汉日光镜形制、纹饰、铭文基本相同。但是，如果有光照射在镜面上，确实能将镜背纹饰映照于墙上，或是从镜背打光，于镜面上反映出与镜背纹纹相对应的亮影图像。
上海博物馆还流传着一段与透光镜有关的故事。据《青铜大家：马承源传》一书所记，1961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上博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工作人员将库房中最好的文物取出来让客人欣赏，其中就有一面西汉透光镜。客人对这面铜镜很感兴趣，将镜子拿到窗口前反复观看，感叹这种透光现象的神奇，他手捧着镜子翻来覆去看了很久，还对透光镜的原理做了种种推测。临走之前，他叮嘱上博专家要好好做工作，把透光镜的原理搞清楚。
后来，上博组织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联合攻关，经过不断实验，终于弄清了汉镜透光的原理。在来上博参观、观赏透光镜的这位客人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上海交大制作了一面精致的镜子，而反射在光影中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形象。
澎湃新闻：有人说，铜镜出土之后，镜体表面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也有人认为，铜镜是金属质地的，一般很难被氧化。作为考古发掘品的铜镜，从墓中出土之后到底是否会有一些变化？
霍宏伟：我觉得，从墓葬中发掘出的铜镜，离开了地下原始生存环境之后，肯定会慢慢发生一些变化。在此，举一个江苏仪征西汉墓出土鎏金四乳四虺镜的例子。
我最早看到《仪征馆藏铜镜》一书中的鎏金四乳四虺镜，金灿灿的，夺人心魄。后来，在《汉广陵国铜镜》图录中，再次看到这面镜子图片，颜色已略显暗淡，还以为前一本书中的这面铜镜图片是经过电脑加工处理的。等到2015年10月，我去扬州开会，专程去仪征博物馆观摩这面鎏金镜，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因为它已经变得暗淡无光，没有一点鎏金镜的视觉美感了。
仪征博物馆的朋友告诉我，上述三种铜镜确实是同一面镜子，只是随着时间的推进，镜子表面在无声无息地发生着细微的变化，最终变成了我当时拍摄图片的样子。我手捧的这面铜镜竟然与图录上看到的是同一面镜子，真是让人无法理解。
它突然让我顿悟：世间最为美好的事物，往往只是短暂的瞬间，就像划过夜空的烟花，虽然美好，却只有一刹那。所以，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白居易与铜镜
澎湃新闻：隋唐洛阳城白居易履道坊宅园遗址出土了两面唐代铜镜，能确定是与白居易同时代吗？这两面铜镜有何特别之处？铜镜与白居易的诗歌意象又有何关联？
霍宏伟：1992-1993年，考古工作者对河南洛阳隋唐东都里履道坊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出土两面铜镜。其中一面发现于白居易宅院南部的36号探方内。根据铜镜的出土层位，可以推断铜镜与白居易属于同一时代。此镜背面中央为圆钮,钮座也是圆的。内区纹饰似龙似兽，铸造粗糙，锈蚀较重，故纹饰不甚清晰。外区为两周弦纹带内，似饰以铭文，无法辨识。镜钮一侧，有一近圆形洞打穿镜体，使内、外区纹饰受损。接近镜缘处有一周栉齿纹。宽素平缘。直径8.9、厚0.44厘米。
谁也无法证实白居易是否使用过这面铜镜，但能够确定的是，铜镜与白居易曾经共同存在于同一时空，或许见证了诗人的晚年生活。白乐天与镜子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这种难以抑制的强烈好奇心，驱使着我一遍遍翻检《白居易诗集校注》来寻找答案。
在白居易存世的2800多首诗歌中，明确以镜为题的有13首，另有70余首与镜相关的内容见于诗作之中。白居易一生所写的镜诗，最早的一首《秋思》写于32岁，最晚的《春暖》作于69岁，时间间隔37年。根据镜诗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五种，包括讽谕、赠友、写景、状物、对镜，以最后一种诗歌数量最多，映照出白居易的“镜中人生”。
白乐天曾写有一首讽谕诗，名为《百炼镜》，其中有“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在白居易诗中被赞颂的主角——扬州百炼镜实物难以寻觅，直到1998年，在苏门达腊海域的勿里洞岛附近，一艘阿拉伯沉船“黑石号”出水了大量瓷器，另有30余面汉唐铜镜，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一面唐代百炼镜。镜为圆形，龟钮，纹饰均为阳文，自内向外分为三周，第一周为四神纹，第二周为八卦符号，第三周为楷书铭文带：“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
白居易还创作有大量写景的诗歌，经常以镜喻水，诸如“镜水”、“镜色”、“镜面”、“清镜”等，最为奇妙的是这一联：“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他将平静的湖水比喻为菱花镜。此类铜镜在唐代极为盛行，成为诗人竞相吟咏的对象。
除了写景的诗作之外，白氏还有一些状物的诗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感镜》：“美人与我别，留镜在匣中。自从花颜去，秋水无芙蓉。经年不开匣，红埃覆青铜。今朝一拂拭，自照憔悴容。照罢重惆怅，背有双盘龙。”诗歌中所描述的“背有双盘龙”，就是唐代的双盘龙镜，留存至今的铜镜实物数量极少，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收藏有一面双盘龙镜。
铜镜与历史研究
澎湃新闻：在您的新书中提到，在北魏宣武帝景陵盗洞中发掘出土半面残铜镜。据您考证，这半面残镜当属盗墓者所遗，您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您认为这残镜的年代属于金代，而不是前人说的“可能晚到明清时期”？
霍宏伟：位于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院内的北魏景陵，是1991年6月1日开始进行考古发掘的，墓道入口处2-4米的夯土十分坚硬，发掘速度比较慢。所以，6月14日在墓冢南端墓道的盗洞淤土中发现半面残铜镜，说明距离墓道入口处不远，这面残铜镜应是盗墓贼留下来的罪证。
北魏景陵盗洞出土的残铜镜，其年代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北魏随葬品，二是金代盗掘者留下的遗物，三是清代至民国时期盗墓贼的遗物。洛阳发掘出土的北魏铜镜数量极少，仅见两面铜镜，一面铁镜。从景陵残镜的形制上看，不具有北朝铜镜的特点。所以，考古简报整理者认为其“年代可能晚到明清时期”。残镜的直径8.5、外缘厚0.65、内断面厚0.18厘米，重量51.5克。
与其纹饰相似的铜镜有两面。一面是黑龙江哈尔滨民间收藏完整的金代仿唐海马禽鸟铜镜，伏兽钮，高窄缘，直径8.4、缘厚0.65厘米，重110克。此镜购于阿城古玩市场，阿城为金上京遗址所在地，金代遗物众多。这面铜镜纹饰与景陵所出残铜镜形制大小、纹饰，几乎完全相同。围绕钮座的内区饰以3匹奔马，外区装饰12只鸟纹。另有一面纹饰近似的铜镜，现藏日本泉屋博古馆，定为宋镜，直径8.6厘米。从目前发现的实物来看，金代曾经仿造唐代瑞兽葡萄镜，铸造了一些铜镜。其形制、纹饰风格与唐镜类似，但制作工艺较为粗糙，形制较小。所以，景陵出土残铜镜的相对年代，应该为仿唐形制的金代铜镜。
主持发掘的方孝廉先生推测，景陵第一次被盗挖的时间应在北宋之后、元代以前，是从墓道公开挖掘的，盗洞里填的都是碎夯土。北宋末年，金兀术南侵占领洛阳后，对宋陵进行了疯狂盗掘，景陵也可能是他们这次盗掘活动猎取的牺牲品。
在方先生关于这一问题探讨的基础上，我又进一步查找了一些宋金时期史料，初步判定盗掘景陵应是金人扶持下的傀儡政权伪齐刘豫部下所为。《宋史·刘豫传》[鞫]之，知得于山陵中。遂以刘从善为河南淘沙官，发山陵[及]金人发不尽棺中水银等物。”将景陵盗洞出土残铜镜放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考察，就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这面残镜的相对年代及其性质，它为南宋初期金人统治区内盗掘景陵提供了实物佐证。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要研究铜镜？如何通过铜镜研究大历史？
霍宏伟：我走上研究铜镜之路，完全是一种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因素促成的。
一是天时。最早接触铜镜实物是1987年暑假，当时我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158厂考古工地实习，参加了汉墓的发掘工作。在一些汉墓中，清理出铸造精美的铜镜，大多是日光镜和昭明镜。1996年，我跟随蔡运章先生编纂《洛阳铜镜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书没能出版，但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洛阳金村东周墓出土铜镜的论文。2010年，我将未能出版的铜镜书稿、资料，从洛阳全部运回北京。2013年，与同道历经三年辛勤耕耘，由我和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家珍院长主编的《洛镜铜华：洛阳铜镜发现与研究》出版。在有意、无意之间，我能够多次与铜镜结缘，感到很幸运，也非常珍惜这些难得的机会。
二是地利。我出生、成长皆是在古都洛阳，工作之后时常会遇到一些铜镜资料。特别是2012年底当我从北京回到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时，在文物库房内上手细致观察了100多面战国至宋元时期的铜镜标本，多为考古发掘品，真是大饱眼福。十三朝帝都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国家博物馆雄厚的馆藏资源与宽广的学术平台，为我探究铜镜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地利之便。
三是人和。在研究铜镜的过程中，我的导师、四川大学的霍巍与黄伟两位老师，中国国家博物馆铜镜专家孔祥星先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蔡运章、史家珍、程永建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与热心帮助，成为我在铜镜探索征程中强有力的学术后盾。
我的研究思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小专题，长时段。将铜镜作为切入点，中国历史设定为落脚点。把铜镜这样一种古人日常使用的“蕞尔小物”，放在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考察。例如，通过对洛阳汉河南县城遗址内外两座汉墓出土铜镜的分析，可以揭示出与之关系密切、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这种研究思路仿佛徜徉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入口处极小，进去之后感觉境界很大，出来后意犹未尽，回味无穷。
另一方面，以考古学“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为目标进行镜鉴探讨，并非传统金石学的研究路数，将铜镜与古人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从单纯的器物把玩鉴赏，上升到物质文化史的高度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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